按照江东大学最新的招生规划,到2015年,江东大学预计全校师生达到4.5万人。
这是个什么概念,部分中西部地区小县城一个县的人数才10多万人,如果能把这部分学生的消费和工作潜力用起来,对于城东新区的发展将是非常有利的。
而如今的城东新区早已经今非昔比,已经通过了国家级新区的申报工作,对于江东市而言,发展新区已经不是换取建设空间的权宜之计,而是完全的城市规划发展战略。
赵丹提出的想法是:以江东大学为中心,将生活配套设施向外延伸,形成集吃、住、玩、学、工多方面为一体的生活业态。
赵丹认为,不应该盲目的兴建商业综合体,而是采用下渗式的方式,将各种业态引进到既有街区中去,从而达到长期聚集人气的效果,搞活江东大学周边商业业态。
张政禹对赵丹的想法高度肯定。但是作为市长,也要考虑全市经济发展的需要。
经过和杨红晨的对接,最终市人社局人才交流中心决定,在江东大学设置人才工作服务站。
全市所有用人单位,都可以通过人才工作服务站发布招聘信息,无论是全职还是兼职。招聘信息合法性由工作站进行审核,而学生可以直接通过工作站,直接与全市的各用人企业进行对接。
这样一来,就能够彻底打通学生与社会之间人才利用的桥梁,在保证学生劳动安全的情况下提供劳动服务。
在周边业态上,赵丹选择了首店引进制度,在学校周边商业综合体,引进了不少品牌的首店。
最开始赵丹向市政府报告这个消息的时候,秘书长陈正永心里还直打鼓:“这么多首店,就几万学生,也不一定养得活吧?”
但是在张政禹的强烈支持下,周友怀最终也没说什么。
事实证明,赵丹的决策是正确的,除了学校的学生,大量的市区消费者被吸引到了周边消费,很快引起了消费聚集效应。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江东大学位于城东新区边缘地带,实在是交通不方便,如果有地铁或者快速路,业态发展应该会更好。
关于开放校园的建议,杨红晨犹豫不决。
学校虽然和地方政府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但是学生既然被送到学校来上学,学校就有责任和义务保障学生安全,如果把学校弄的四通八达,万一出了什么安全事故,学校是肯定要承担责任的。
而张政禹却劝道:“杨书记,来上学的学生都是成年人了,拥有完整的民事责任能力,我们不能总把学生当巨婴,把大学当幼儿园吧?要不咱们采用一个折中的方法,先搞一个学期试试,如果你们觉得行,我们就继续开放下去,如果你们觉得不行,学校的护栏围墙是写在建设合同里的,我们再给它建起来。”
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杨红晨也是实在没办法拒绝,答应先试行一个学期,直到年底。如果有出现任何安全事故的隐患,必须马上叫停。张政禹答应了杨红晨的要求。
事后,张政禹找到市公安局局长罗敏,要求他立即组建江东大学中心警务室,加强对校园环境的巡查工作,确保学生安全不出问题,警员不够的,可以另批编制招录。
随着大学校园开放,周边的几条夜市街全部被搞活。张政禹去调研了一次,来来往往的都是大学生,也有部分产业园的工作人员,一晚上的人流量起码在万人以上。
城东新区也把这些夜市街管了起来。整条街的夜市摊可以摆,但是每户都要公示营业执照、健康证,接受工商部门抽检。新区管委会还创造性的发明了一种管理方法——统一收银。
所有的商户营业额都不直接交到商户手里,而是顾客在夜市街自治委员会设置的收银点统一结账。每天晚上收市之后,收银点统一按照小票,给所有的经营商户结账。发现商户私自收费的,予以从重处罚。
这种做法看起来多此一举,但是却十分有用。
这些商户每天晚上营业额小几千块钱是没问题的,遇到有些爆火的网红店,每天的营业额能过万。但是这些流动摊位经营销售是不可能开票的。如果你硬要他们开票,他们每月开出的营业额一定不会超过3万元。
原因很简单——超过3万元要交税。
而新区管委会统一收银的理由也很简单,管委会绝不多收一分钱,统一收银的目的就在于,每月统计商户的营业额,按照每月营业额,督促商户按规定缴税。
对于商户而言,虽然不允许私自收银了,但是通过组织自治委员会的方式,把夜市也规范了起来,避免了很多商户之间为了争抢摊位导致的矛盾冲突,因此商户们倒也比较支持这个决定。
张政禹觉得这个管理方式还是挺切合实际的,长期以来,各城区对待个体工商户的收税一直是个大问题,不是不想收,而是没法收。主要是对各工商户的经营情况根本无法统计,因为大多数工商户都不开具正式发票。
而城东新区这个做法,就给全市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本,张政禹要求市旅游局、地税局,把这个经验小范围推广,主要推广范围到滨江七街景区、江东古城景区、江心洲主题公园景区。
这些地方正是消费行业密集的地方,张政禹建议可以先试行三个月看看效果,虽然现在市里的财政状况不错,可是马上要来的地铁项目,花钱都是以十亿计算的,这个时候苍蝇再小也是肉,财政收入必须省着点用。
眼见进入下半年,各单位工作也基本进入“双过半”阶段,大量的资金要集中到下半年结账,这个时候市财政压力是最大的。
张政禹要求费建国,务必严把支出关,凡是手续不全的,无论自己签没签同意,一律不准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