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濙思考了许久，礼法在胡濙心中是很神圣的，是他一辈子都在孜孜不倦追求的大道之礼。
他笑着问道：“陛下，这天下有圣人吗？”
朱祁钰思考片刻问道：“什么是圣人呢？”
胡濙认真的说道：“荀子曰：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朱祁钰认真的品味了这番话。
人贵，万物轻，是中原王朝人文思想的一个重要标志。
有气、有生、有知、有义所以为人，无知无义不是人。
把水火、草木、禽兽、万物，认为比人更重要，显然比两千年前的古人还不如，返祖现象了属于是。
这是春秋末年，从重鬼神到重人，人文思想蓬勃发展的必然结果。
季路曾经问孔子鬼神事，孔子说：连人都顾不得，怎么能顾鬼神呢，那不是愚昧吗？管理百姓的大义，是对鬼神敬而远之，是智慧。
庄子说：天下之外非自然的东西，不去谈论。
墨子明鬼神之说，但是墨子很明确的回答过他为什么追求鬼神之说，曰：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
假托鬼神之说，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这种明鬼神的主张，让墨子学说，在后来的发展中，遇到了极大的困扰。
易曰：圣人以神道设教。
鬼神之道，不过是圣人教化的手段罢了。
鬼神这个阶级被消灭之后，那自然要有填充，谁来担任鬼神原来的职责呢？
圣人。
这就是在春秋之时，大思辨之中，从重鬼神到重人，人文思想蓬勃发展的真实写照。
人贵于万物，那到底什么是圣？
胡濙知道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众说纷纭，他俯首说道：“陛下，臣也只是一家之谈，陛下姑且听之。”
“圣，声入心通，入于耳，出于口，圣，通也。”
“老子曰闻声知情是通；孔子曰一以贯之是通；孟子曰大而化之是通；庄子曰齐物是通；墨子曰尚同是通；管子曰上察于天，下察于地是通；商鞅曰知万物之要，察古今之变是通。”
“于事无不通谓之圣。”
老子庄子是道家，孔子孟子是儒家，墨子是墨家，管子是管学，商鞅是法家。
他们早在战国的时候，就已经深入的研究了什么是圣。
胡尚书的一家之言。
“易曰：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胡濙看陛下已经理解了通的含义，总结性的说道。
在易经的叙事中，几，是指“—”阳爻，是指“--”阴爻。指的是事物的本质。
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阴阳乃是万物之根本，圣人对天地万物的根本有极深的研究，这是通，也就大明白明白到了极致。
圣的特征，是明白天地万物运行的根本。
中国有着很浓郁的崇圣文化，老子、庄子、孔子、荀子等等，都被尊为圣人。
胡濙用了三言两语，解释明白了人是什么，圣是什么，圣人是如何诞生的，又是如何定义的。
即圣人洞悉天下万物运行的道理，是谓曰通。
朱祁钰想了许久说道：“天下没有人能够洞悉天下万物运行的道理，自然有不通之处，所以天下并无圣人。”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圣人观既是一种关于人的共同观念体系，又是一种充分理想化的政治模式。
但是显然，圣人并不存在。
没有人比我更懂XX，只是一种话术，并不代表真的懂。
世间并无懂王。
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总是基于现实生活，作为认识和实践的对象，从而让人文思想蓬勃发展。
承认自己不是圣人，只是一个君主，对于朱祁钰而言，并不是难事。
胡濙满是笑意，陛下始终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并不是那些空谈之辈，坐而论道，这对大明是幸事。
他继续说道：“陛下，管子曰：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
胡濙继续展开自己讲解礼法，陛下不是很喜欢儒家经典，这没关系，礼法不是不便之物。
他可以多引用一些管子、墨子、诸子百家的观点。
他的意思是皇帝就像人的心脏一样，朝臣就像人九窍一样，各司其职。
朱祁钰点头说道：“然也。”
“所以臣子辅佐陛下，劝谏陛下，制定政令，都是应有之意。”胡濙停顿了一下，目光有点闪烁，最终还是开口说道：“陛下，考中的举人进士，或者天下文道，分为两种。”
“一种是爱做梦的，他们善于编造各式各样的梦，谓曰大同，比如丘濬就做梦，但是他根本无法践行他那些主张。”
“一种是脚踏实地去践行这个梦的人。”
“比如徐有贞在河套治水安民；比如李贤在南衙处理风力之事；比如李宾言在松江市舶司负责长江流域通衢九省天下物料之事。”
考中了文进士之后，会入翰林院，但很多进士进了翰林院，就开始做梦，或者也可以叫他们思想家。
他们在思考大明何去何从，会做一辈子的文章，朝廷选他们出来，就是让他们思考的，让他们做梦的。
丘濬的思考是超越时代的，和朱祁钰的政令一模一样，但是他们这些人，并没有能力去实现那些理想。
朱祁钰点头，胡濙这番话是对的。
马鼻祖也曾指出，在统治阶级内部有两种人，一种是实践家，一种是思想家。
思想家的任务是为社会和本阶级编造幻想。
编造的幻想有各式各样，其中最高形式大约要属于理想国的理论了。
这种理想国，并不是出于好奇，或者别出心裁，而是残忍的、血腥的、无序的现实矛盾所结出的果实。
中原王朝的每一次的大思辨，几乎都伴随着大痛苦。
比如春秋无义战，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无论对百姓、士大夫、军卒都是大痛苦的时代。
比如公孙羊的大一统理论，在秦法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就是基于汉初七国之乱，应运而生。
每一次的大思辨，都在一点点的推动着历史进程。
理想国在中原王朝的叙事结构中，称之为：大同世界。
胡濙的思绪似乎飘飞回到了百家争鸣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幻想家们，幻想出了一个个的理想国的大同世界，五光十色，别开境天。
虽然各不相同，但是最后都是殊途同归。
结束乱世，天下治平。
他笑着说道：“先儒构建的大同世界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在这个世界里，既有君臣贵贱之分，又有上下和睦相处。君爱民，民尊君，施仁政，薄税敛，行教化，轻刑罚，救孤贫，老安少怀，所以仁义高于利。”
朱祁钰不住的点头，这是先儒，不是腐儒，先儒讲的大同世界，腐儒们站着喝酒长衫。
这条路走着走着，就走歪了，具体而言，嘴上都是主义，心里都是生意。
胡濙继续说道：“道家构建的大同世界是天放，无何有之乡，遂有至德之世。无为而治，天下泰安。”
“法家的大同世界是一断于法。”
“法虽然只能由君主制定，不过法一经制定，公之于众，不仅所有吏民要遵从，就是制定法的君主也要遵守。是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墨家的大同世界是人与人兼相爱，交相利，并以此为基础，一切尚同于天子。”
“在墨子的世界里，你爱我，我爱你，亲人之亲如己之亲，爱人之财如己之财，所有人生活在一片爱声之中。”
胡濙讲明白了诸子百家构建的理想国，大同世界的瑰丽。
法家更像是社会契约论的世界，墨家更像是一个博爱的世界，道家更像是自然而然的世界，儒家则是王道乐土的世界。
管学则是各方面都沾了一点，不属于各方，更像是杂家，讲仁义高于利，又讲仁义基于利。
这些大同世界是诸子百家在血腥现实面前，总结出的政治的总体设计和战略目标。
胡濙感慨万千的说道：“所以，孔子、荀子、孟子、老子、墨子、文子、韩非子、商鞅对百姓流离，天下苦难，无不有一种追求，那就期盼圣人出，而天下治。”
“他们怒骂战国时的所有诸侯为率兽食人之辈。”
朱祁钰明白胡濙的意思，大同世界是思想家们的龙旗大纛，他们扛着龙旗大纛，批判君主，针砭时事，这是一种朝廷的自我调节。
诸多大同世界的理论，是一种精神和舆论制约。
在诸子百家的叙事之中，所描绘的圣主、圣王、盛世成了一面镜子，置于君主之旁，成为一种无形的理论制约。
这种理论上的制约，和六科给事中行封驳事，制度上的制约，都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这种自我调节，正在逐渐失效。
朱祁钰摇头说道：“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许多人避实就虚，空谈大同，而不行大同之法，高举大同，却为一家之私利狺狺狂吠，毫无德行可言。”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苏平、苏正居然拿着为大明出生入死的夜不收获救消息，卖给了瓦剌的奸细，只为了区区三百两银子。
苏平、苏正皆为儒生，他们也是在举着大同世界的龙旗大纛，对皇帝口诛笔伐，说皇帝穷兵黩武。
他们真的关心百姓吗？不是，但是他们不过是为名，为利罢了。
大明出了问题。
胡濙说道这里的时候，表情戚戚，他无奈的说道：“天下并无圣人，陛下秉持公器，群臣如九窍，各司其职，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所以劝谏是必然的。”
“这种劝谏往往是失效的，比如稽戾王不顾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等文臣武将的集体反对，执意亲征。”
“唉。”
在场的众人，无不叹息。
土木堡之变是鼎盛大明的一道深深的疤痕，即便是它愈合了，但是他带来的历史教训却是影响深远。
胡濙无奈的说道：“君主凌驾万物之上，士大夫行劝谏之事，往往拿不准主意，所以都会送到礼部，先把把关，这也是规矩之一。”
“凤阳诗社坏了规矩，朝中禁谈南迁、议和，他们摇唇鼓舌，制造风力，被陛下斩首，也是应当。”
苏平和苏正是因为把消息卖给了瓦剌的奸细，才被送去的解刳院。
朱祁钰十分郑重的点头说道：“进谏、纳谏，本君圣臣贤之良事，现在却成了朝中党争的工具，朕十分的痛心。”
胡濙十分认同的说道：“陛下，当初商鞅见秦孝公，秦孝公也不愿意采纳商鞅之法，就更法之事，甘龙、杜挚、公子虔与商鞅各持一说，数日之后，秦孝公才觉得商鞅之法更妥善。”
“梁惠王和齐宣王并不喜欢孟子的仁政说，但他们还是不厌其烦地向孟子求教治国之术。”
“进谏与纳谏，无论哪家哪派都在提倡，进谏和纳谏便成为了公认的至德，并以此作为衡量贤主忠臣。”
“陛下，儒家走进死胡同了。”
儒家的经典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
于谦、胡濙、丘濬、襄王、李宾言、徐有贞等等，不约而同的去其他诸子百家中，寻求解决之道。
于谦经常引用老子学说，讲外王内圣，讲百年树人，讲国家之制。
胡濙自认无德，直接说儒家走进了死胡同，再不变，大明亡于腐。
丘濬主张仁义基于利，襄王主张利柄轻重论，李宾言心怀宇宙，仰望星空，观望自然之道，总结了六等秩和四时之序。
徐有贞和陈镒，更像是墨者而不是儒者，他们对车驾被穷民苦力所坏，不以为意。
两个抠脚大汉，为了惓惓以生灵为念，跋山涉水，不讲斯文礼仪只讲工效。
正如朱祁钰所言，大明的儒教礼法出了问题，伴随着土木堡之变的大痛苦，必然有着大明朝的自己的大思辨。
中原王朝的大思辨，和西方的文艺复兴大约性质相同。
只不过中原王朝的大思辨，次数实在是太多了，已经把大思辨认定为常事了而已。
朱祁钰明白了胡濙的意思，点头说道：“多一个选择，多一个道路，多一个参考，多一个角度，方能政通人和，有治平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