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
鸣州百姓愣了，太极殿臣子愣了，朱宣伊很高兴。
她一直在想军队建设的事情，保家卫国明明是荣耀至极的事情，为什么一些人会以当兵为耻呢？
那是因为大胤的军队军纪不明、不严，将士没有好好履行保家卫国的职责，时常欺扰百姓，百姓视之如地痞流氓，见之生厌。
朱宣伊被点醒了，要建设一支好的军队，不仅要明军纪、提战斗力，还要改造官兵的思想，让官兵意识到保家卫国是一件多么神圣的事情，意识到家不止是自己的小家，也是无数同胞的家，这无数个家组成了我们的国。
军队是国家和百姓的城墙、盔甲、矛和盾，百姓和军队不应该是恐惧与被恐惧、厌恶与被厌恶的关系，应该是信赖。
一个大胤的士兵保护大胤的子民，就像保护自己的父母、姊妹、兄弟、孩子。
一个普通的大胤子民信赖大胤的士兵，就像信赖自己的父母、姊妹、兄弟、孩子。
官兵保护这一个个家，就要把百姓视作自己的父母、姐妹、兄弟、孩子。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一个政权得到百姓的支持它就存在，军队也是相似的，得到百姓的支持，它就强大。
军民一家亲，谁能敌？
这真不容易做到啊！
没关系，朱宣伊心想，我就喜欢做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同时，钟灵韵将鸣州城区划分为二十五个网格，每个网格由一名文官或者武官总领，根据网格大小配下属官吏，负责网格内救援等事宜。
古代没有网格化这个词语，史书对钟灵韵此举的表述是“划区定责”。】
朱宣伊道：“划区定责本身不足为奇。”
群臣以为然。
战国时，商鞅变法实行什五连坐——“令民为十五，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者同罚”。
后汉时，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百家为“里”。
今大胤，四家为“邻”，五邻为“保”，百户为“里”。
基于青橘目前的介绍，依太极殿君臣的浅见，划区定责、网格化，是上述的变形、优化。
这不是一个创新点。
朱宣伊又道：“难的是整合、统筹被地震破坏的行政体系和大小官吏。”
显然，青橘并不会详细讲述这个过程。
她看向钟灵韵。
钟灵韵无奈摇头，她也在想，在那种情况下，自己应该怎么整合人心人力，快速恢复行政。
【现代的网格化，比钟灵韵的“划区定责”更加精细，我们有上百万的网格员，他们发挥承上启下、接连万家的作用，收集民意民情，解决急难愁盼，是基层精细化治理不可缺少的一环。】
“上百万！”户部尚书惊讶，“后世一个网格配备多少个网格员？覆盖多少户？一户有多少人？”
方知清先假设一个网格配备1名网格员，每个网格覆盖30-50户，就按照30户计算，一户按照5口人计算，那么一个网格员要对接150人，一百万的网格员就对应人……
这只是保守估计。
“天哪！”方知清不可置信，“后世到底有多少人？”
向来沉默的林芝桐幽幽道：“人多到要建那么高的楼居住。”
众人：感觉人口数量具象化了。
司农寺卿：“如何养活那么多人？后世还有多少像土豆一样的高产作物？！”
想要！
【网格官吏必须动员、整合网格内的一切有生力量，包括乡绅、富户、德高望重之士，让官民通力合作，拧成一股绳，有组织地救援。
钟灵韵在鸣州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设立1个医疗救援区、1个施粥区。
几乎所有鸣州幸存的、还能出诊的大夫都和药材一样，被钟灵韵集中起来。
而施粥时，极其容易出现贪腐，钟灵韵便请地方乡绅、德高望重之人主持监督设棚施粥之事，这样既减少贪腐出现，让更多的百姓得以饱腹，又避免投入过多的官吏，释放行政力量。
鸣州城内有免费施粥，城外县域或别州百姓则会携家带口、翻山越岭前来求粥。
鸣州本身的压力已经很大，但钟灵韵没有将这些人阻隔在外，她划出一片区域，尽力安置他们，解他们的一时饥饿。
在管理上，她从灾民中挑选正直能干者，辅助官府管理灾民。】
已经离开“家”的梁怀夕一直忧心忡忡，听到这里就更加担心了：“这种情况下聚集居住容易感染疫病。”
可是不聚集在一起，又要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在何处安身呢？
鸣州百姓：“太难了！我们太难了！”
【值得一提的是，钟灵韵在指挥部第一次会议结束——对抗震救灾做出总部署后，到人较多的地方发表了一个演讲。
史书并未记载演讲的具体内容，但从一些地方志、传奇故事里，我们可以得知，这个演讲主要是让鸣州百姓在这危难之时振作起来、团结起来，唯有团结一致，才能共渡难关。
这个演讲不是作秀，它很有必要。
这种时候，确实需要有人站出来给予悲痛的鸣州百姓精神支持，并带领他们走出困境。
通过网格化，将灾后救援、管理责任落实到具体的人，较为迅速地将混乱、失序的格局变得更加系统、有序，充分提高行政、救援效率和效能。】
朱宣伊点点头，表示赞许：“治大国如烹小鲜。将这一个个网格治理好，一个国家也是治理好了。”
王清然：“网格化看似简单，实则大有学问。”
后世的中央命令可以下达到最基层的网格，这种力量其实非常强大。
以大胤目前情况……民间有一句话，皇权不下乡。
倒不是真的不下，而是难下。
后世之人与大胤之人从人的角度来说，聪明才智应当是差不多的。
他们能够做到中央命令抵达基层、基层治理精细化是使用了什么制度？又借用了什么工具？
朱宣伊和陆逢秋不约而同想起《从婚姻家庭看昭文法制》这本书提过二、三次的“社.会.主.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