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经历
申时行，出生于明世宗嘉靖十四年八月十六日，也就是公元1535年9月12日，他是长洲（现今的江苏苏州）人，出自富商申士章之家。他的早年经历充满了转折与机遇。由于其祖父在年幼时过继给了徐姓舅家，申时行在童年时期姓徐。直到后来高中状元，他才改回申姓，归宗认祖。
苏州，自古以来便是江南文化的发源地，商业的繁荣吸引了无数商贾云集于此，同时，它也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名人。在这种独特的文化与商业双重滋养的环境中，申时行自幼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聪明才智，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既承袭了文人的儒雅气质，也汲取了商人的精明干练。
申时行的学术道路异常耀眼。在应天府乡试中，他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脱颖而出，获得了进京参加会试的资格。对于任何一个学子来说，这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意味着离最高学府的殿堂仅一步之遥。
二、翰林编修
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的春天，一场决定无数士子命运的殿试在京师展开。申时行以其卓越的才华，在近三百名应试者中脱颖而出，被评定为榜首，荣获状元之誉。根据惯例，状元将被授予翰林院修撰的职位，负责编纂国史，申时行自然也不例外。进入翰林院后，他勤勉工作，不久便晋升为左庶子，虽然名义上是东宫左春坊的长官，但实际上，申时行更多地是在以左庶子的身份执掌翰林院事务。随后，他又被提升为礼部右侍郎，成为礼部的副手，负责协助部长处理各项礼仪与文化事务。
然而，申时行的仕途并未止步于此。在经历了世宗与穆宗两朝交替之后，万历五年（1577年），他被委任为吏部右侍郎，这是一个极其关键的位置，因为吏部掌握着官员的选拔与任命，其重要性在六部之中居首。此时，明朝的改革派领袖张居正正处于权力的巅峰，作为申时行的“座主”（即主考官），他对申时行寄予厚望，认为他是一个可以信赖并执行自己改革计划的人选。
申时行在吏部的任职，完全符合张居正的期待。他处处遵循张居正的意愿，使得后者对申时行的评价极高，认为他是个难得的能人。然而，就在张居正改革如火如荼进行之际，他的父亲不幸病逝，按照传统礼制，张居正必须离职回家守孝三年。面对国家改革的大局和个人的伦理责任，张居正陷入了两难境地。户部侍郎李幼孜提出的“夺情”建议，即让张居正继续留任，引发了朝野的广泛争议。张居正的政敌趁机群起而攻之，迫使他在舆论的压力下返回江陵老家履行丧礼。
三、进入内阁
张居正离开京城返乡守丧之际，深知国家大事不能无主，于是向神宗皇帝推荐了两位亲信进入内阁，以补足他在朝中的力量。这两位人选分别是礼部尚书马自强和吏部右侍郎申时行。神宗接受了张居正的建议，随即下诏，马自强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学士，而申时行则被授以吏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的重任，二人正式加入内阁，参与国家重大决策。
申时行的晋升并不止于此，不久之后，他便被提升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这一连串的升迁，显示了他在朝廷中的地位与影响力日益增强。此时，内阁中除了新入阁的马自强和申时行之外，还有吕调阳和张四维两位老臣。然而，吕调阳因年事已高且身体多病，实际上已经很少参与内阁的日常工作，这就使得实际在内阁中活跃的阁臣仅剩下张四维、马自强和申时行三人。
在张居正离京的日子里，神宗皇帝特别下令，所有重大国事需迅速报告给张居正，由他做出最终裁决，而一些较为次要的政务，则交由张四维全权处理。在这样的权力架构下，申时行在内阁中的位置显得较为边缘，主要是起到辅助作用，尚未能发挥其独立的决策能力。尽管如此，申时行并未因此气馁，他深知自己在内阁中的地位仍有待提升，而这也是他进一步施展抱负的机会。
四、斗争言官
万历十年（1582年）的夏天，随着张居正的离世，朝廷内的权力格局发生了显着的变化。张居正去世不久，便遭到了反对派的猛烈攻击，其政策和影响力被逐一清算。张四维接替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但次年，因父亲去世，他也不得不回乡守丧，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此时，吕调阳和马自强相继病逝，使得内阁中资深的阁臣只剩下申时行一人。申时行自然而然地接过了内阁首辅的位置，开始了他领导下的政治新时代。
申时行面临的内阁包括了新晋的余有丁、许国、王锡爵和王家屏四位阁臣。其中，许国和王锡爵与申时行同为南直隶人士，彼此间的关系十分紧密，而王锡爵更是由御史李植等人推荐入阁，原本意图是牵制申时行，结果却成为了申时行的坚定支持者。余有丁和王家屏在这样的联盟面前显得势单力薄，不得不依附于申时行的势力之下。申时行借此有效掌握了内阁的主导权。
然而，申时行的执政并非一帆风顺。在张居正去世后，反对派对他的政策进行了清算，神宗皇帝甚至下令追革张居正的官衔，废止其改革措施。申时行虽然并不完全赞同张四维对张居正的全面否定，但在接任首辅后，为了稳定局势，他还是选择了宽大处理，起用了稳重守成的官员，开放言路，这一系列举措赢得了朝中大部分官员的赞许。
但是，随着言路的开放，御史、给事中等言官变得活跃起来，他们开始对张居正执政时期的政策进行批评，甚至波及到了申时行本人。申时行起初试图以宽容的姿态应对，但内心的不满逐渐积累，最终爆发。从万历十二年（1584年）开始，申时行开始直接对抗言官，尤其是针对那些批评张居正并且间接指责他本人的言论，他采取了强硬的措施，力求贬黜这些官员。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高启愚案”。御史丁此吕指控礼部侍郎高启愚在主持南直隶乡试时，通过题目《舜亦以命禹》暗示张居正当皇帝，这一指控直接触及了申时行的底线。申时行认为这种含糊不清的指控不应成为迫害官员的理由，他和吏部尚书杨巍联手，建议将丁此吕调离京师，但这一提议引起了言官们的强烈反弹，导致了一场激烈的争斗。
神宗皇帝最初支持申时行，但面对言官的持续抗议，他改变主意，决定罢免高启愚，保留丁此吕的职位。申时行见状，与杨巍一同提出辞职，以此向神宗施压。许国作为申时行的盟友，也 上 疏 辞官，进一步加剧了局势的紧张。最终，神宗维持了原判，将丁此吕贬出京师，但这并没有平息言官与阁臣之间的对立，双方的矛盾反而更加尖锐，内阁与言官之间的斗争达到了高潮。
五、皇储问题
万历年间，明朝宫廷内围绕皇储问题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政治风暴，这场风暴的核心是神宗皇帝对皇长子朱常洛与宠妃郑贵妃之子朱常洵的偏爱。朱常洛的母亲，王氏，原是慈圣皇太后身边的侍女，一次偶然的机会，神宗与王氏相遇并有了朱常洛。然而，神宗对王氏及其儿子并无太多感情。相比之下，他深爱着郑贵妃，并对郑贵妃所生的朱常洵寄予厚望，有意将其立为皇储，这直接违背了传统的“立嫡以长”的原则，引起了朝野的极大关注。
内阁首辅申时行身处这场政治旋涡的中心。一方面，他意识到神宗的意愿，另一方面，他也深知朝中大臣对长子继承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申时行在权衡利弊后，采取了骑墙的策略，试图在皇帝和朝臣之间寻找平衡点。他表面上赞同群臣立朱常洛为皇储的请求，暗地里却向神宗表达支持朱常洵的立场。
群臣见神宗对朱常洛的皇储地位迟迟不予确认，开始将矛头转向郑贵妃，指责她干预朝政，这引起了神宗的强烈不满。为了解决这一困境，申时行献策限制官员议论非职权范围内的事务，这有效地压制了对郑贵妃的批评，得到了神宗的赞赏。
然而，关于皇储的争论并未因此平息。万历十八年（1590年），神宗承诺两年后册立皇储，条件是群臣不再 聒噪。申时行随即劝告群臣保持冷静。但第二年，工部主事张有德再次上疏提及册立仪式，激怒了神宗，导致册立之事再次延后。此时，申时行正休假中，许国代行内阁事务，上疏提及册立事宜，将申时行列为首位。申时行得知后，秘密 上 疏 辩解，强调自己与此事无关，并表示神宗已决定册立之事，不应受外界干扰。这番言行被曝光后，群臣对申时行首鼠两端的行为感到愤怒。
给事中黄大城与内阁中书黄正宾先后上疏，揭露申时行的两面派行为，指责他表面赞同群臣意见，背后却迎合皇帝，以求皇恩。结果，黄大城与黄正宾被罢官，但这并未平息朝中的不满情绪。御史邹德泳再度上疏，直言申时行的不忠行为。面对群臣的激愤，申时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最终选择上疏辞官，请求归乡。神宗批准了他的请求，允许他乘坐驿站车马返乡。
六、寿终正寝
万历十九年（1591年）的八月，申时行结束了他在朝中的政治生涯，回到了养育他成长的故乡长洲。彼时，他已经年届五十七岁，一个在明朝的岁月里已经算得上是中年的年龄。从京城的繁忙与权力的中心回到宁静的故乡，对于申时行而言，意味着另一种生活的开始。在长洲，他度过了整整二十三年的时光，这段时间里，他远离了朝堂的纷扰，享受着平静的晚年生活，与家人相伴，或许也沉浸在对过往岁月的回忆与对未来的思考中。
申时行在家乡的这些年，无疑是充实而安宁的。他利用自己的经验和智慧，继续在地方上发挥着影响力，指导着后辈，传授着知识，也许还在文学创作上留下了更多的作品。他的晚年生活，是对一生辛劳的某种慰藉，也是对家族和社会的一种回馈。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申时行迎来了他人生的第八十个春秋。这一年，神宗皇帝仍然记得这位曾经的内阁首辅，派遣使者前往申府，表达了对申时行的关怀和问候。这份来自皇帝的慰问，不仅是对申时行个人的尊重，也是对他一生贡献的肯定。然而，当诏书抵达申府之时，申时行已经处于生命的最后阶段。
面对皇帝的厚赐，申时行表现出了他一贯的谦逊与淡泊。他让儿子申用懋归还了皇帝赏赐的金币，这不仅是对物质财富的淡然态度，也是对皇帝恩赐的一种礼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申时行仍旧心系国家大事，他口述了一份遗疏，向神宗提出了五项建议：“勤朝讲、发章奏、罢征敛、慎封疆、起废佚”。这些建议，体现了申时行对国家治理的深刻理解与殷切期望，即使在生命的尽头，他仍不忘尽忠职守，为国家的兴盛与民生的福祉发声。
七月十九日（1614年8月23日），申时行在家中安然辞世，享年八十岁。他的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留下了一位政治家与文人的光辉遗产。神宗皇帝闻讯，下诏追赠申时行为太子太师，追封以极高的荣誉，谥号“文定”。这个谥号，不仅是对申时行个人品德与才华的褒奖，也是对他一生政绩与文化贡献的最终肯定。
六、结语
申时行的一生，是明朝文人从政的典范，他不仅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更在文学上留下了不朽的印记。他的诗文，如同其为人一般，不张扬而内敛，却在平淡中见真章，彰显出一种超越时代的文化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