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353年的尾声渐近，共和为了即将到来的战争，已经暂停了对北方的所有贸易活动。钢铁、武器、马匹、粮食等战略物资的出口被叫停，而北方的煤炭和铁矿石等原材料也因为外贸的中断而无法进入共和的领土。如今，共和的外贸生意中唯一活跃的，就是与淮北红巾军的交易。毕竟，铁路线在他们的控制之下，苏星云可不想因为贸易的断绝而激怒这些走投无路的人，逼他们做出破坏铁路的疯狂举动。
明教在义军中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红巾军的游击战术在北方横行两年后，已经显露出疲态。在共和境内，农田整齐划一，春日里绿意盎然，秋日里硕果累累。明教那个以牺牲自己来拯救世界的口号，对于淮北地区的苦难民众来说，越来越缺乏吸引力。中国的农民更关心的是现实的生活，如果现实世界一片黑暗，没有希望，那么一个虚无缥缈的承诺就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这种希望是强大的，正如我党在革命初期凭借这一丝希望，赢得了大量坚定的革命者。这并非因为马克思洗脑技术高超，而是因为民国时期根本没有希望。
然而，这种希望也是脆弱的。只要现实世界有一丝好转，这种希望就会迅速瓦解。历史上，邪教和农民起义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没有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善，反而是地主阶级支持的强人给了人们太平天下的希望。
现在，这种太平的希望并没有在地主们支持的英才手中实现。与共和接壤的势力，已经被共和用工业剪刀差掠夺，财富大量流向共和。这些势力为了维持强大的军事力量，不得不大量出口粮食以换取武器，以保证自己的生存。
因为已经进入了火器时代，战争的成本远远超过了冷兵器时代。原本那些依靠屯田政策积累势力的英雄们，现在不得不将家底用于增强军力。如果不这样做，他们的家当就会被其他增强军力的势力夺走。
地主阶级无疑是工业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但他们在农业生产上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受过教育，懂得管理，是农业生产的佼佼者。历史上，要想坐稳皇位，往往需要得到他们的支持。这些地主们聪明绝顶，他们通过研读从共和流传出的书籍和技术资料，掌握了排枪和火炮射击的战术。
如果穿越者不选择与他们合作，而是单枪匹马地挑战，那么穿越者所掌握的火枪战术、膛线枪、米尼弹等技术很快就会被这些读书人破解。铸造大炮、制造火枪、队列训练、水利工坊、屯田制度，这些都不是高不可攀的技术壁垒。在这个世界上，聪明人比比皆是。
然而，这些农业时代的精英在面对工业时代的巨人们时，却显得力不从心。共和的核心工业人口虽然不多，大约只有十几万人，但他们是原先安徽鞍山工业区附近的居民，最早接受了苏星云的数理化教育。
共和大部分超越其他势力的力量，正是源自这些工业人口。他们中的许多人通过了苏星云设立的数理化单科“高考”。剩下的则是在工厂中摸爬滚打多年的老师傅，他们的手艺和技术水平堪称顶尖。这些高级技工构成了共和工业化的中坚力量，带领着三百多万刚刚识字的初级产业工人，共同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工业体系。
苏星云曾经误以为工业母机是那种精度极高的机床，能够无限复制同类机床。但经过实践，他发现工业母机并非机床本身，而是那些产业工人群体。有了技艺精湛的工人，即便是最简陋的机床，也能在他们手中一代代提升精度。当然，机床的精度越高，对材料的要求也就越严格。材料科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这些高级工人原本是技艺高超的木匠，现在他们将手中的材料从木头换成了钢铁，转变成了共和的第一代高级技工。他们在共和享有的待遇远高于其他势力中的工人，因为共和新培养的年轻工人只能用这些老木匠们生产的高精度机床进行大规模生产，而更高精度机床的升级，还得依靠这些老工人的手艺。
不过，目前机床的升级遇到了瓶颈，主要原因是材料的限制。为了突破这一限制，钢厂和化学实验室已经开始联合实验，生产更高强度的特种钢材。
共和的工业萌芽，虽然尚在襁褓之中，但其迸发出的生产力已经远远超越了地主阶级。方家军如今只能依赖熟铁管、黑火药、前装燧发的米尼弹和生铁大炮，而共和的击发枪和钢铁膛线炮对他们来说，简直是遥不可及的梦。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他们注定只能在科技树上停滞不前。
方家军的处境如同悲剧，浙江地区缺乏煤炭资源，即便有心推动工业革命，也无从下手。北方的红巾军士气日渐低落，元军的打压并非主要原因，真正冲击他们思想的是南方共和农民的富裕生活，这种现世的希望对他们构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
虽然仍有少数人坚持为圣火献身，但更多人开始向往南方，希望能成为共和的移民，安分守己地耕种。起义军领导层的混乱导致明教组织分崩离析，教主杨逍已无法指挥那些手握重兵的下属。明教在中原的影响力已经名存实亡，除了四川的明玉珍还在坚守信仰。
信仰的消失直接导致了红巾军战斗力的急剧下降，自安阳之战后，他们屡战屡败。共和贸易的火枪大多落入敌手，进一步增强了北方元军的实力。
而张士诚，这个见风使舵的投机者，在地方绅士的怂恿下，似乎认为元朝即将复兴，北方的叛军即将被剿灭，共和不敢轻举妄动。他打算依附元朝，希望借此机会向南挤压共和和方家军，以增强自己的实力。当然，他现在还不敢直接挑衅共和，而是先帮助他认为即将成为自己靠山的元朝。张士诚在泰州的势力开始向红巾军发起攻击，这无疑给了在齐鲁大地上与山东元军激战的朱元璋等人背后一刀。
元军在战场上的士气日益高涨，仿佛已经窥见了统一天下的曙光。然而，共和军扩军的消息如同一阵冷风，让北方元军的紧张情绪骤然升温。原本，元军内部已经出现了裂痕，以王保保为首的山东元军和河南的孛罗贴木儿这两大势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但是，共和军的扩军动态让他们不得不暂时放下分歧。七王爷在朝堂上竭力维持着脆弱的平衡，巧妙地将这两支元朝的支柱力量团结起来。因此，历史上那两支元军在即将消灭红巾军时发生内斗的悲剧并未上演。相反，这两支元军开始齐心协力，加紧对红巾军的攻势，力求在共和介入之前解决内患。
与此同时，苏星云正密切关注着共和的经济指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工业国家和农业国家的税收体系存在本质的不同。农业国家的税收主要依赖于土地产出的粮食，而粮食生产遍布广阔的土地，这使得征税和管理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国家无法全面覆盖，因此自古以来就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地方豪强因此获得了一定的权力空间。地方县官往往需要依赖当地豪强的合作来管理地方。
然而，工业国家的税收方式则截然不同。工业国家通过工业生产的商品与农民生产的农产品进行交换，利用工业剪刀差让工业从农业中获取财富。工业区往往集中于特定区域，国家只需关注这些工业区，通过工业区征税，实际上也就间接向农业征税了。这种税收方式避免了依赖大量行政力量来征税，将税收隐藏在商品交换之中，极大地减少了人为操作带来的不正当行为。
在后世，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税收政策成功地支持了农业和工业的发展。比如苏联利用“剪刀差”政策为工业化积累资金，虽然短期内有效，但长期引发了社会不满。欧盟通过改革共同农业政策，从价格干预转向直接补贴，以适应市场和国际贸易规则。美国减少对农产品价格的直接干预，采用与产量脱钩的直接补贴，提高农业竞争力。中国取消农业税，实施直接补贴政策，减轻农民负担，促进乡村振兴。其他国家如墨西哥、巴西、秘鲁和印度等，通过减免农业企业所得税和提供土地税优惠，支持农业发展。
在共和的税收体系中，地方征收的农业税粮食全部保留在本地，不再长途跋涉上缴中央。这些粮食税收接受当地议员的严密监督，确保每一颗粮食的去向都透明可查。这些税收用于浇筑地方的公共基础设施，而当粮食丰收过剩时，地方可以将多余的粮食出售给国家，但交易的账目必须公开透明。共和在农业上不追求利润，而是通过这种方式维持对地方的有力掌控。
共和的中央税收主要来源于几大工业区，这些工业心脏地带是税收的主要源泉。至于中央所需的粮食，并非通过行政手段强制征收，而是通过商业买卖获得，大大减少了行政官员操作的空间。这种利用工业剪刀差征税的策略，聚焦于固定的工厂，简化了中央征收粮食税的程序，同时将粮食税留在地方，减轻了中央的监管负担。地方与中央的粮食交易是一笔明账，买卖双方的利益是对立的，这使得查账变得简单直接。
然而，这种税收模式只有工业国才能有效实施，因为只有工业产品才能将中央关注的工业区与广大农业区域在经济上紧密联系起来。
不过，当前的共和正处在一个非常时期。为了扩军和准备战争，共和中央已经启动了铸币机器，大量的黄金和白银被铸造成粮食券，涌入市场，从农民和工厂主手中购买物资。
这是一种危险的经济操作，一不小心就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共和的金银粮食券在成色上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绝不允许掺假。但即便是真正的金银，也可能引发通胀。
苏星云深知历史上的教训，比如大航海时代中期的西班牙和明朝。西班牙从美洲殖民地掠夺了大量白银，在全球范围内搜集黄金，这些财富并未用于推动工业革命，而是聚集在西班牙的上层社会手中，他们的挥霍无度导致国内物价上涨，最终导致了这个日不落帝国的衰落。
而同一时期的明朝，也因为大量西班牙白银的流入，导致国内粮食价格上涨，恰逢小冰河期粮食短缺，粮价上涨进一步削弱了明朝的赈灾能力。最终，明朝虽然留下了大量白银，却让中国这个银矿缺乏的国家维持了两百年的银本位制度。
共和在钓鱼群岛发现了丰富的金矿，同时，通过新开通的直达印度的航线，用丝绸和瓷器换取了大量的黄金。再加上苏星云在元朝寺庙中的一系列精心策划的行动，共和的金库中已经积累了巨额的黄金和白银。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共和计划通过发行货币来动员国家的财富。
幸运的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囤积财富的传统，而共和发行的货币，由于其真金白银的质地，已经被民众视为真正的财富，甚至苏南和浙江的富人们也在大量囤积这种硬通货。这种货币不仅制作精美，而且质地纯正，成为了一种值得信赖的良币。不知不觉中，苏南和浙江地区为共和未来的战争提供了大量的粮食。
苏星云的担忧，至少在目前看来，似乎是多余的。想想后世的美帝，仅仅通过法律将纸币与石油挂钩，就能向世界索取资源，支撑了几十年。而共和现在使用的是真正的金银印钞，并且得益于工业革命的成果，能够生产出大量的产品，这与西班牙和明朝那种农业社会有着本质的不同。更何况，整个中国都在使用共和的货币，共同分担着货币市场的风险。因此，苏星云的担忧可能有些过度了。
然而，苏星云之所以急切地想要发动这场战争，是因为元朝的一些动作触动了他的神经。在北京附近发现了大型铁矿，结合着丰富的煤矿资源，元朝开始了自己的炼钢进程。
元朝在一年前被黄河农民起义的恐惧所笼罩，目前不敢大规模召集劳工建立钢厂，也不敢大量招募蒙古人。蒙古人中愿意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并不多，因此元朝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利用汉人劳工。在苏星云看来，这种情况有些脱离了他的掌控。
虽然他不相信元朝能够完成工业革命，但他不排除元朝可能会制造出一些厉害的武器，给共和带来巨大的损失。毕竟，当时的中国总人口仅有六千多万，而共和的人口也不过一千四百万。
苏星云不忍心看到太多的人员伤亡，尤其是那些识字的军人。他希望能够尽早消除这种可能性，以便能够安心。而且，据苏星云所知，他离开这个世界所需的信仰之力与人口息息相关。他可不想等到人口自然增长，才有机会离开这个世界。
在共和初创之际，苏星云曾以“为了生存”的战斗口号，引领着国家在危机四伏中奋力求生，那时，他的号召得到了领地内上下的一致响应。然而，时过境迁，共和如今已成为最强大的势力，民众的安全感也随之增强，不再像过去那样轻易地为国家而战。在这个时代，纯粹的爱国情怀变得稀缺，苏星云也不愿仅仅依靠信仰来强制统一国民的意志。
因此，苏星云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如何利用金融手段来调动国家的力量。通过国家的经济杠杆来激发国民的参与感和积极性，是一条更为有效的路径。
这不仅是一场关于财富的重新分配，更是一次对民心的巧妙引导。苏星云必须学会在这堂课中，如何巧妙地运用经济策略，以实现国家目标的同时，也让民众感受到个人的利益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