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里一村的历史
五莲县许孟镇仁里村在镇驻地东2．5公里处，面对马耳山，北、东临马蹄河，西面傍岭，岭下有洼。村落地势平坦，呈长方形。居民高峰期，有千多户。
据《五莲县地名志》载，元末明初，单姓迁此立村，以“仁德”、“兰花”之嘉言，取名仁兰。明朝中期，单姓衰亡，隋姓迁入。清雍正（1723—1736）年间，臧姓由诸城辛家窑迁入，渐渐兴旺。至清同治（1862—1875）年间，臧家有人做了官，嫌仁兰有“人烂”之意，改名仁里。
仁里村解放前是诸城西南乡一座较大的地主庄园，有着“南有仁兰，北有巴山”的说法，特别是清朝中期，发展到鼎盛期，臧家子孙后代陆续中官，据不完全统计，有翰林院待诏一人，布政使司理问二人，布政使司经历二人，州同二人，知县二人，八品衔二人，九品衔二人，举人二人，监生二十人，附生十四人，教谕五人，秀才多人。例赠者，修职郎三人，文林郎三人，登仕郎二人，儒林郎八人。中官后各家争先恐后建房买地，设堂号，立铺号，全村共有七十二堂号，八大家，九大铺号。最大的地主望山堂（仁里首户）有地上千顷，佃户村有几十个。各堂号均四合大院，院内有台房、厅房、东西厢房、门楼高耸，朱门狮环，后有花园。大街上店铺座座，有卖肉的，卖菜的，做鞋的，理发的，烧茶水的，还有药房、木匠铺、杂货店等，好不繁荣。村的东西两头，均设有炮楼，村四周有围墙，墙下有濠沟，以防土匪骚扰。
村西有道士庙一座，大殿飞檐琉瓦，雕梁画栋，庙内有泉一泓，常年不涸，清澈见底，故人们称其为龙王泉子，泉水谓之“圣水”，寺随起名为“圣水寺”，寺兴旺时，有道士数十名，香火兴盛。
解放后，仁里村划归五莲县，为了管理方便，把仁里村划为三个行政村。全村共有44个姓，808户，2848人，耕地4022亩。
仁里村与辛亥革命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运动，席卷全国，山东响应，当时诸城县有仁里村的臧汉臣积极参加。
由于汉臣出生于仁里，又在辛亥革命中参与诸城独立而殉难，因而使诸城出了华东局。
仁里村原在诸城就是有名的封建地主庄园村，1947年5月划归五莲后，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点村，1946年就进行了土改复查。1947年7月中央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以后，全县结合土改普遍进行整党，但由于对以前的“左”倾错误没引起足够的重视，对土改不彻底和党内不纯的状况估计过于严重，因而使“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1948年初，为贯彻《中共中央在老区和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华东局确定了五莲为实验县（华东地区唯一的实验县），自1948年2月至1949年2月，整整一年的时间，进行了试点工作。当时华东局组织委员会主任张鼎丞（曾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和华中军区司令员，大家习惯称呼张司令）就驻仁里村。同时中共五莲县委和县政府亦驻本村，领导全县工作。
驻村后，张鼎丞同志作了大量的调查工作，纠正了土改工作中的一些“左”的做法，整顿了党的作风。在驻村工作中，爱护、教育、团结那时的基层干部，教育蓝宝森同志，是突出的一例，一时传为佳话。事情是这样的：
以仁里村为点，工作团组织“贫农团”，对原来的区、乡、村干部进行“三整、三查”（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和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在帮助干部“三查中”，开始由于工作团不熟悉当地的具体情况，致使混进“贫农团”中的个别不良分子借“帮助”干部之名，行打击报复之实，使许多对党忠诚老实的好干部挨了批斗，蒙受了不白之冤，有的还被撤职反省。于是多数地方干部产生了不满情绪，纷纷撂挑子不干了，蓝宝森那时干治安工作，自然得罪了一些不务正业的人物，由于坏人谗言，蓝宝森挨了批斗，一气之下，他就不干了。他想：“按党的指示干了工作，还得挨整，谁去找那罪受。”于是，不是到坡里干活，就是找地方藏着，别叫工作团找着，来个爷娘不见面。这些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干部，多数没文化，说不干了，还有股子牛劲。张司令了解这些情况后，先派纪涛同志找他谈。纪涛同志苦口婆心地谈了几个钟头，蓝也不回头，就是思想不通。
后来，张司令听说蓝宝森同志思想还转不过来，就亲自出马，叫纪涛同志把蓝找到他的办公室，苦口婆心地说：“小蓝啊，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你要多多原谅啊，也要多多帮助我们，听说你们基层的同志都撂挑子不干了，是真的吗？”这一问，蓝宝森道出了自己的委屈，张司令接着安慰说：“小蓝，你受委屈啦！”然后开导说：“干革命什么曲折都能遇到，在革命的道路上有顺利的大道，也有曲折的小路，有成功，也有失败，摔了跤，不能老趴在那里，要站起来继续革命。如果没有困难，没有曲折，要我们共产党人干什么。我们共产党员有个脾气，越是困难的工作，越要去干，你说对不？”一席话，使蓝宝森同志再也无法耍小孩子脾气了，觉得再不干，确实对不起张司令的一番心意，但总觉得有点别扭。张司令看出他的心事，接着说：“当然，工作团对待你们的方法是不妥当的，这个要纠正，可也要谅解他们。一是他们初来乍到，不熟悉这里的情况；二是个别不良人物打着贫农团的旗号，叫人一时分辨不清。这一搞使我们头脑更清醒了，有什么不好？就是你们吃了点苦头，能原谅他们吗？这个错在我身上，我要向你们检讨认错。”这时蓝宝森同志心悦诚服地一个劲地点头。张司令接着说：“将来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大家都过上好日子，这个胜利是干出来的，可不是等来的，撂挑子可不能撂倒蒋介石，只能给革命撂来损失，你说对不？咱的委屈总比前方同志们的牺牲代价要小得多，难道说怕牺牲就不去解放全国人民了吗？”蓝宝森听了这番话，心里彻底服了，觉得再不干的确对不住党的培养，这时也感到浑身充满了干劲和力量。
蓝宝森一干，带动了当时一批干部，所以此事也传遍了全县。
接着，华东局在仁里村东的树林里开了“纠偏”大会，让蓝宝森在大会上发了言，与会人员情绪高涨，一致表示上下团结，共同搞好工作，张司令对会议的效果很满意。
仁里村的干部
解放前，仁里村的地主在经济上发展起来之后，渐渐地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各家纷纷办私塾，让其子女学习各种科学知识，由于有文化，接受新思想教育，所以参加革命的不少。下面略作介绍：
臧松年：在北京上学时，参加地下党。解放后，在上海任处级职务。“文革”期间曾回五莲的福禄头村避难，后又回上海。
臧云衢：（1917—1985），1938年就参加革命活动。曾到过二师师部劝张步云投共产党。那是冒着很大危险的，幸亏没叫张步云杀掉。是他把其弟臧坤送入革命队伍的。后云衢随解放军南下，到了浙江省，任天台县粮食局局长（已故）。
臧恩堂：1943年到县抗日革命政府工作，辗转五莲山、马耳山地区的宋家庄子、前后长城岭等村，后又到户部领导马耳山反扫荡，当时有颜科长、刘洪三、寇华、时经理等。解放后，曾任诸城县司法股长、胶河县秘书，即东县书记，胶州专署人民法院秘书等职，已故。
1943年，他把儿子臧家瑞（号鸣亚），也送进了革命队伍，一直在部队从事文艺工作，现为作曲家。
臧鸣亚的儿子臧雷，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被评为全国十大战斗英雄之一，现为师级干部。
臧星望：本来和臧汉臣一家，分居后堂号为对山堂，他们两家的人，借助臧汉臣在外地的关系，在日本侵入东三省后，于1933年举家迁居外地参加革命工作。臧星望迁居北京，解放后从事教育工作，文革前曾任北京市东城区教育局长，现已离休。
臧子望：1945年参加工作，一直从军，干军医（军衔正团级），曾在常熟市一所军医院工作。现已离休。
臧坤：1928年2月生，1943年在五莲县北回头村完小毕业后，于1944年参加革命，先是报考了党在鲁南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滨海中学，同年底毕业分配工作，历任诸城县公安局文书、干事、股长，诸城县委组织部干部干事兼县直机关党总支书记。胶州地委组织部秘书，地委审干办公室主任。潍坊市委组织部长、市委副书记、市委书记，昌潍地委副书记、行署副专员。青岛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长。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他是中共十三大代表。是仁里村级别最高的干部。
臧爱民：1952年8月生，1968年12月参加工作，197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8月在昌潍医学院毕业后，先后任教师、妇产科教研室主任、科研处医师、人事处副处长。1985年9月至1998年2月，先后任青岛市卫生局党委副书记、书记、书记兼局长，青岛市中医管理局局长。1998年3月后任青岛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是第七、八届市委委员（正厅级）。
李志久，日照市人大副主任。
刘志荣，在日照市工作，正处级。
臧伟，大学学历，现任桓台县县长。
臧新宇，研究生学历，在日照市工作，正处级。
魏洪志，原五莲县物资局局长。
蓝强，在日照市岚山区工作，作家。
另外，现在外地工作的人员较多，厅级、处级、科级干部，专家、教授多人、博士六人，作家一人，不再例举。
仁里村港台同胞
臧家鼐：1938年，国民党骑兵师驻仁里村砚山堂。张师长到处搜罗人才，臧家鼐被吸收入伍。同年，开赴台儿庄，被编入59军张自忠部下，在师部任上尉电台台长，参加了痛击日寇的台儿庄战役。1949年随军去台湾，现住台北市，已退休。家中开有“三非实业有限公司”，经营广告业务。
1988年、1990年曾两次回大陆探亲。
臧健和（随母姓），臧坤的女外甥，她是一个自强不息的“女强人”，香港的“水饺皇后”，产品出口世界各地，她制作的速冻水饺，特别受到日本人的青睐。世界女企业家，省、市政协委员。她虽在青岛生人，老家却是仁里村，她曾两次回仁里。“文革”中，她作为下乡知识青年，回到仁里村，在劳动锻炼中，与周围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96年回仁里村，她已在香港成为企业家了。回仁里时，所有在“文革”期间对她有帮助的人，都分了港币，以表谢意。
她这人好行善积德，2001年12月8日回青岛，她以母亲的名义向青岛市慈善总会捐款100万元人民币，建敬老院。她说：“我这样做是皆大欢喜，对政府算帮了点忙，对老人们尽了份孝心，对母亲，我也有了交代，对自己是今后努力的方向。”目前，在上海新建的水饺公司早已开张，产品对外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