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春夏，曲水县人流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蜂拥而至，想要看一看曲水县的变化；看一看那些在困境中没有放弃自己，没有怨天尤人，依然坚持做研究的老专家们；看一看那些哪怕被吹捧到了一定的高度，依然没有飘起来，依然踏踏实实的种地干活，依然保留了赤子之心的贫下中农；看一看那些昂扬向上，努力为自己争取成长机会的妇女同志们……
很多人的名字都在短时间内变得家喻户晓，成为全国人民敬仰和学习的典范。
正好这段时间，集成电路研究也出了成果，最重要的是，生产线的研制也同步跟进了，可以量产这种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大规模集成电路。
四机部派人过来验收，正好和记者们不期而遇。
这无疑是对曲水县最好的宣传，更加证实了之前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毫无虚假。
东省研究院再一次成为全国热点。
谢赟撰写了一篇文章，感谢全国人民在过去几年对他们的帮助。
“这绝不仅仅是属于曲水县的荣光，而是属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我们的人民勤劳、善良、团结，哪怕是在自己生活困难的时候，面对来自贫下中农的求助，也能义无反顾地伸出援助之手。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优秀的品质，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克服任何困难，拥有一往无前的勇气，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世界领先的强国。我们的人民，一定会过上共同富裕的新生活。”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谢赟没再写那些革命语言，而是更多的谈到了人性，谈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发展。
“去革命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这期间，任秀珍来找谢赟，跟她说：“你发现了没有，国家开始重视科研了。”
谢赟点点头，“发现了。报纸这么大张旗鼓的报道，说明风向开始变了。”
任秀珍说：“照这样下去，我觉得，真正的高考可能就要恢复了。不是那种先推荐再考试的，是全国人民都可以参加的高考。”
谢赟又一次表示了赞同，“你说的很有道理。你有什么想法？”
“没想好呢，如果高考恢复了，我考还是不考呢？”
谢赟想了想，说道：“如果你要从政的话，文凭还是要有一个。”
“我就怕大学毕业以后要服从分配，到时候万一给我分配到厂子里去，那我不白读了吗？”
谢赟想了想，说道：“你可以把你的组织关系调到县里去，先在县里任职，这样的话，你大学毕业以后，会回到县里，县里会根据你的个人情况重新给你安排职务，接下来你再一步一步向上奋斗。你觉得呢？”
“可以吗？”
“可以。你培养好厂长接班人，能在接下来接替你的工作。我把你调到县里去。你忘了，我好歹是个副县长呢。”
任秀珍高兴道：“谢谢你，斌斌姐。你放心，厂里的事务我也不会放松的，一定培养好接班人。以后就算去县里工作，也会关注厂子的事。”
“我相信你。”
任秀珍跟谢赟聊完，还回了一趟柳树屯，跟大家说了她关于恢复高考的推测，提醒大家好好复习。
这些年柳树屯人从来没有放弃过学习，各种资料都是现成的，经她提醒，大家学的更加用心了。
倒不是说非得混个文凭，而是不想错过每一个让自己更加优秀的机会。
☆
潘长青这些年的研究成果曝光之后，清大不得不派人来请，要给他恢复工作，不过，潘长青婉拒了，“名誉恢复了就好，在哪儿都能为国家工作，我就留在这儿吧，不回去了。”
来人无奈，只好回去复命。
转头，潘长青就和汪振声商量，依托东省科学院，在曲水县建立东大的研究生院，他们这些老专家，等于同时在东省科学院和东大任职，既从事研究工作，又从事教学工作。
只有高中毕业文凭的谢赟，被动上任，又成了东大研究生院院长。
谢赟想要推辞的。
潘长青跟她说：“我是在国外拿了博士学位的，两个老郑、老赵也都在国外拿了博士学位，我们托大点说，你的水平不比我们差，正常点说，你的水平比我们强，关键是你还年轻啊，前途不可限量。未来是你的。”
谢赟说：“您少忽悠我！我不吃这一套！”
潘长青说：“我哪有忽悠你！能者多劳，你不干谁干？让我们这几个老东西来吗？”
“未尝不可呀！”
“嘿！你这孩子！”
推辞没成功，谢赟还是当上了研究生院院长。
屁股决定脑袋。
一旦坐上了那个位置，谢赟还是勤劳肯干的。立刻在报纸上公布了东大研究生院的相关情况，师资力量，所处位置，欢迎大家来参观学习。
高考恢复，谢赟没有考，谢燊和李知新也没有考，没必要了，水平在那儿摆着呢。但是柳树屯参加考试的人不少，而且都考上了，又一次成了全国热点。
紧接着，研究生招生恢复，谢赟又在报纸上宣传了一波，欢迎大家报考东大研究生。
谢燊和李知新参加了研究生考试，直接进入研究生院学习，边学习边工作。
谢赟没考，为了弥补她没有文凭的遗憾，研究生院直接给她发了个文凭。
她不得不感慨了一句：“这真是延续了咱们草台班子一惯的作风了。”
潘长青说：“别胡说，咱们这叫灵活机动，这是建立在我们对你的真实水平有深刻的了解的基础上的。之前咱们写的那些论文，你都有参与，那就可以作为你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了。你要是想正规一点，你就再写两篇补上。”
谢赟：“……”
《想正规一点》、《补上》，这还不叫草台班子吗？
1978年，谢赟和潘长青几人去京城参加科学大会，受到了有关领导的接见和表彰，盛赞他们在过去几年为国家科技和工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在那里，谢赟见到了更多的优秀的科学工作者。潘长青和郑淑华几个人，带着谢赟到处找老朋友炫耀，大家都笑着听，听完了就是一通夸，不光夸谢赟，也夸潘长青他们。
在科研被耽误的那些年，是这些人撑起了科研的荣光，不管是什么样的夸奖，他们都担得起。
1979年5月，科学院重启学部委员的增补工作，潘长青、谢赟、郑淑华、郑跃华和赵英杰都被增补为学部委员。
那一年，谢赟29岁，成了全国最年轻的学部委员。
有很多记者联系东省科学院，要来采访她。谢赟搓搓脸，都应下了。她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才能在以后的日子里更好的为公共议题发声。
☆
1980年，舆论开始出现一种声音，重新掌握了话语权的知识精英女性，开始公开批判“无性化铁姑娘”，体力劳动光荣的理念被废弃，劳动妇女重新沦为一种底层形象。
城市精英女性开始和底层劳动妇女划清界限，性别秩序重构，“男女都一样”的口号被废弃，一些人开始提倡“女人要有女人味，男人要有男子气”。女性不得不重新以男性的凝视和审美来塑造自己的身体和气质。
当这种舆论一出现，谢赟和任秀珍就不约而同的开始写文章进行抨击。
任秀珍给谢赟打电话，说：“她们这是在开历史倒车，这些人是妇女解放运动的罪人。”
“别慌，把能做的都做了。这才刚有点苗头，我们还是有希望掐灭的。”
“好！我这就去写文章，我要骂死她们！”
任秀珍义愤填膺。
谢赟也很生气。
她不光写文章，还接受电视采访，到各个大学去做讲座，和持有这种观点的女学生直接对线。
其他和谢赟长期并肩战斗的伙伴们，颜桂香、王庆丽、岳铮、钱高韵、邵湘、季翔、张瑞凤、郑淑华、刘成君……也都站了出来，通过自己的方式反抗这种开倒车的行为。
路还很长，会有更多人和她们一起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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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这本书的时候预计写50万字，写到改革开放结束。
所以，就写到这儿了。
每一个人，只要她们不断成长，不断强大自我，就都会拥有精彩纷呈的人生。无需作者再写啦~
最开始决定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是想写个人发展的。但是一旦开始动笔，甚至做了点代入之后，就觉得，不行。你回到了那个时候，拥有了上帝视角，就不可能只注重个人发展，而不去关注国家的整体进程。根本做不到。
书里的内容自然是理想化的。但是我仔细想了想，如果一个人有了上帝视角、有了金手指（超强大脑和知识储备）、有了想要国家变得更好的决心和毅力，还找到了合适的切入点，这种理想局面是有可能实现的。
当然，过程可能不会这么顺利，会有曲折、有麻烦。但是，努努力，加把劲，是有可能实现的。
我真诚地期盼，如果有人带着金手指回到过去，可以真的实现这样理想的局面。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强大！
祝愿每一个人都能不断成长，生活越来越好，越来越开心！
祝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得偿所愿、心想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