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和南京之间一直保持联系，正常情况下周培公只要通过使者与南京联系就可以了，但是这次周培公却带着邓名的战争威胁和最后通牒亲自返回南京，与蒋国柱面谈此事。听说邓名的新条件后，江宁巡抚也有些吃惊，不明白对方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强硬，好像一夜之间就要重新进入战争状态。
到目前为止周培公表现得相当出色，以前蒋国柱派去的秘使根本做不到据理力争，基本就是在形势恶劣的时候把邓名开出的条件全盘接受下来，而周培公不但能不断地提出反建议来迫使邓名重新考虑条件，而且还能为南京方面争取到一些有利的条款。
“为何邓名会突然要开打了？”蒋国柱第一时刻想到的就是询问对邓名问题专家周培公。
“因为郑成功从福建给他来信了。”周培公把邓名的话添油加醋地转述给了蒋国柱听，指出郑成功在福建的胜利让邓名底气更足：“不过下官认为，邓名现在并不是很有把握，虽然他嘴上说的凶，但是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认定郑成功告诉他的都是真话。”
“哦。”蒋国柱犹豫着，反问道：“何以见得？”
“如果邓名对郑成功的胜利深信不疑，他就不会只要一个崇明岛了，反正我们暂时没有援军，张煌言也无后顾之忧，我们不要说夺不回崇明岛，甚至很难迫使他放弃镇江；若是邓名确信郑成功没有夸大其辞的话，不但会要崇明岛，还会找我们要一笔镇江的赎城费。”
“说的不错，”蒋国柱点点头，周培公对邓名的形容很符合他对后者的印象，听说不久前邓名在扬州还狠狠地敲了林起龙一笔竹杠：“那他现在提出这个意见还是想试探我们吗？”
“是的，邓名现在觉得郑成功有可能是真的取胜了，战果却也存在夸大的嫌疑；他现在是在诈唬我们，希望我们也认为郑成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在惊恐之下一口答应他的要求。当他不敢提赎城费等要求，就是担心如果条件太过分，而郑成功其实并没有大获全胜的话，我们就会一怒反悔；现在邓名很注意把握尺度：即使我们现在只是因为相信郑成功在福建取胜，所以才答应了他的条件，但由于这个条件并非太过分，将来我们也可能会吃亏不大而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念头停止与他纠缠。”
关键在于，蒋国柱和周培公知道郑成功的胜利恐怕不是谣言，朝廷向督抚暗示的禁海政策等于向他们承认了五省水师的覆灭。
“所以下官认为我们应该答应邓名的条款，如果邓名确认郑成功所言非虚，那他提出的条件估计就要苛刻得多了。”在周培公看来，邓名的要求非常有节制，远比周培公预料的要少很多，因此周培公怀疑邓名和郑成功有隔阂，或是邓名知道郑成功有什么难处，所以即使郑成功在福建大胜，邓名也不认为可以等待郑成功再次进入长江然后签订一个城下之盟。
“嗯。”蒋国柱听的不住发出赞同声，他不得不承认，这种谈判桌上的勾心斗角实在不是他所长，传统的规矩一向是胜者全拿：“那邓名在确认消息后不会反悔吗？”
“邓名是个有信用的人。”周培公意味深长地说道。
对此蒋国柱也没有什么可反驳的，既然邓名毁约的可能性很小，那周培公的提议就很有诱惑力，趁着邓名还不太清楚福建的真实情况时定下一个不太吃亏的协议，以避免在更不利的局面中遭到更大的损失。
“如果邓名要把郑成功引进崇明，需要提前一年通知我们，巡抚大人觉得这个提议如何？”周培公察言观色，觉得蒋国柱基本已经同意了，就又拿出了一个解决潜在威胁的办法来。
“一年？邓名绝不可能同意啊。”蒋国柱诧异地叫道：“提这个有什么用？”
“是，他是可能不同意，但这样他就要拿出反建议，就算拿不到一年，半年、三个月，不也好吗？”周培公感到很辛苦，因此所有的谈判技巧都要他手把手地交给江南这边，蒋国柱和以前的张长庚一样，优势的时候不会遵守任何协议，所以劣势的时候不相信对方会遵守任何协议，现在虽然遇到了邓名这个讲信用的罕见人物，但多年养成的习惯和思维模式导致蒋国柱不懂得去向敌人使用哪怕最简单的交易策略。
“哦，对对，本官又忘记了，邓名是会遵守协议的。”蒋国柱轻轻一拍额头，示意周培公可以继续说下去。
“邓名对商贸很重视，我们可以允许他的的船队继续在长江上航行，但我们不能白白掩护他们，应该定下税赋，以后他通过境内的时候需要向我方纳税。”周培公这次提出的建议并不完全是为了蒋国柱着想，其中也包括他自己的安全。这件事迟早会牵连到越来越多的人，如果武昌的通邓完全要靠张长庚自掏腰包来维持的话，那估计也早就维持不下去了，张长庚不但不会愿意保持现状，而是会每天都处心积虑地撕毁条约：“这些税赋可以用来收买知情人，不让有对巡抚大人不利的传言流出去，若是朝廷听到什么风声派人来探查，我们也可以有一笔经费来应付。”
这两年武昌总结出来了不少经验教训，周培公作为对邓名问题专家，既是决策人又能接触到全部的报告，谈起各种注意事项来绝对是头头是道。蒋国柱没有什么可插嘴的余地，最后表示一起都交给周培公全权处置了。
周培公离开后，蒋国柱觉得有必要重新评价一下周培公此人：
“借他来的时候，虽然我已经猜到他会有点小聪明，但更看重的还是他背后的湖广总督，当时我还觉得，虽然我和邓名谈的不太顺利，不过我手下幕僚中人才济济，总会有几个得力之人。”刚才听周培公介绍武昌的经验时，蒋国柱渐渐改变了一开始对谈判技巧的轻视，发现这其实也是一门学问，而不是他早先误会的那种单纯的讹诈和耍无赖：“我朝和明朝争夺多年，无论胜负最后都谈不拢，甚至根本没法谈起来，因为明朝不信我朝会遵守协议，反正谈不谈都还是要养兵，那还不如不谈，也省得军心倦怠；而我朝同样不相信明朝会守信用，偶尔放出谈判的呼声，也就是想麻痹一下明朝，因为知道对方多半也不会有什么诚意，所以这种收效不大的麻痹手段也懒的多用。可这个邓名不同，他无论实力弱小还是强大，只要有机会就要进行谈判，正如他所说的，他追求双方都受益，只要能够给他好处，邓名愿意帮助我们向北京隐瞒实情，为了能够继续交易下去，他也信守诺言。”
因为无论说什么敌人都不会信，只会怀着最大的恶意来揣测用意，所以兵法上的奇谋的效果越来越低了，现在当敌人表现出诚实商人的一面时，这种谋略的作用不但没有升高反倒更加地微乎其微，因为不遵守条约会受到猛烈的报复，与其事后反悔还不如一开始就谈出一份互利协议来。
这样周培公的意义就变得极其重要，蒋国柱认认真真地把两江总督衙门内外想了一遍，没有找到一个能力与周培公相当的人，至少现在还没有。
“周培公刚到江宁时，我给他布政使大印主要还是为了他背后的张长庚，而且我要同张朝较量，我不能让张朝把湖广变成他的同盟。不过现在看起来，周培公本人也值得拉拢……”周培公刚才不但表现出强大的揣摩人心的能力，同时还向蒋国柱展示了他的经济头脑、政治嗅觉，不但能够和邓名达成协议，而且还能事先构思善后手段，不至于等到出现了问题后才急急忙忙地去遮掩。
“再观察他一些时日吧。”蒋国柱动了爱才之心，如果周培公未来的表现一如既往地出色的话，江宁巡抚打算把周培公龙落到自己的旗下，现在两江的政治、军事形势错综复杂，蒋国柱在其上行走真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他确实需要一些得力助手来帮他渡过难关。
……
镇江，等待周培公反悔再次开始谈判的时候，邓名已经开始尝试扶持江南的亲明商团，满清对海贸商人的镇压一旦开始，就会有大量商行倒闭破产，会有大量的帐房、伙计失业——这些人平静的生活一朝失去，肯定会对北京朝廷有怨言，若是没有人招揽也就罢了，但现在邓名不但会吸收这些失业者，还要引导他们去与北京对着干。
掌柜、帐房和伙计，除了他们的工作专长外，还掌握着大量的生产资源——邓名从来不信什么“天下的物产是一定”这种说法，商业受损必定会导致工、农业的倒退。停止海贸后，依赖出口的工匠会失业、他们若是找不到田地就得去卖身为奴或是要饭；大批种桑棉的农民也会严重受损，很多人可能世代都种植经济作物，已经不知道如何生产粮食了。
这些人，将会成为邓名计划中的商品提供者。
“提督。”邓名和部下商议这些事情的时候，有卫兵来报：“又有士人求见，他们拿着钱谦益和黄宗羲的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