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军从成都向叙州集结的速度并不快，主要还是因为顾虑到生产问题。现在成都的农民很多人拥有二十亩的土地，他们辛苦种植了这么大片的耕地，如果让他们在这个时候离开恐怕会有很大的损失。就是组织人手替应征的人收割也是需要成本的，而成都方面又不太愿意付出这种成本，邓名也要权衡付出大量的工资是不是值得。
叙州这里稍微好一些，今年移民到这里的同秀才们因为错过了农时，很多人都是给盐商打工，这些人很容易征召，只要付军饷就可以。但是又会有损盐业的发展，因此邓名同样要考虑过早动员给政府带来的经济损失问题；再者，叙州的移民数量相对有限，无法一下子动员出那么多的兵力来。
至于成都的手工业者，虽然他们同样参加了军训，但如果还有其他的选择，邓名也不太愿意把他们招入军队。战争是要计算成本的，因为成都极端缺乏人力，所以人力成本对邓名来说是很高的，以致影响到了他的战略决心。
直到六月底，集中到叙州的除了常备军的两千步兵和三百骑兵，还有四千多征召兵，至于辅兵，只集中了五千人而已。水手倒是聚拢了一部分，毕竟重庆那边的水师对航运没有太大的压力，而且根据侦查报告，李国英已经把嘉陵江封锁了起来，这就进一步减轻了明军的护航、巡逻压力。
“我们还是等到最后一刻再征召部队吧。”因为估计重庆的兵力不强，邓名又舍不得农、盐的利润，把集结的时间一拖再拖：“顺流而下，我们五天就能到重庆。算上包抄重庆的路途，我们七月中旬出动也来得及。李国英没有水师，发现不了我们的动作，也来不及抢收庄稼。”
虽然这么斤斤计较时间可能给清军留下抢收的机会，但对明军来说也不完全是坏处，因为一旦收割完毕，成都就可以大举动员，这样第一波和第二波的攻击间隙就会缩短，对清军来说就意味着更短的反应时间，而对明军来说就意味着更不容易出现意外，军队更安全。
和叙州举棋不定的邓名不同，李国英此时已经派出了不少先遣部队，背负着粮草向忠县进发。为了隐蔽行动免得被过路的明军船只发现，这些先遣队没有沿着江岸前进，而是在内陆行军。没有控制长江水路的能力，清军不得不忍受体力和军粮的更大损耗。
相比明军的缓慢集结，清军的动作要稍微快一些，不过也称不上多么迅速，李国英命令赵良栋南下的命令已经发出很久，但现在赵良栋和王进宝还没有抵达保宁。这事并不出李国英的意料，因为清军有限的运力需要优先保证粮秣运入重庆，李国英坚持要在重庆囤积足够十万大军三个月所需的粮食，至于攻打万县的军粮还不能计算在内。
“总督大人，”孙思克见清军的行动迟缓，只是骚扰万县这么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竟然都不能立即展开，心里不禁更加焦急：“邓名已经去昆明了，我们没必要在重庆预留这么多粮食吧？”
“料敌从宽，说不定邓名会突然回来呢。有他在成都主持，贼人出兵的速度就能快上十天，甚至半个月以上，从成都顺流而下，七、八天就能到重庆，岂可大意？”如果邓名突然出兵，那么重庆留下足够的军粮就能对各种紧急情况作出应对，李国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意外，但保证一个稳固的基地和足够的储备总是没错的：“不但我们这边可能出各种意外，万县那边也是一样，只要重庆有军粮，有赵将军、王将军带着精兵驻守，本总督就后顾无忧；如果袁宗第应对失常，本总督就可以酌情强攻万县或是追击败逃的贼人。要是明明有良机出现，却因为后路不稳而不得不放弃，岂不是可惜？”
如果重庆成为一个明军绝对无法攻克的堡垒，而万县那边又出现有利于清军的机会，李国英甚至可以考虑暂时放弃交通线，把沿途的兵力统统集中到万县，虎口拔牙先拿下袁宗第再说。清军在重庆、忠县、万县一线猬集着十几万大军，李国英估计成都明军的援军最多也不会超过清军的半数，这样哪怕暂时被明军分割也不怕。
“要是打下万县后邓名还敢在北岸赖着不走，我们就东西夹击他。大军抱成一团，重庆有粮有援军，他就是水师占优也拿我们无可奈何。”李国英耐心地给孙思克解释道。毕竟这个人是朝廷派来的监军，是朝廷用来观察李国英的耳目；就算李国英有乾纲独断的权利，也必须要让孙思克理解他的思路和策略：“除此以外，邓名也可能冒险一击，直插顺庆。”
顺庆位于重庆和保宁之间，在嘉陵江西岸，是连接保宁、重庆的要地。如果邓名在重庆西面登陆，绕过重庆直插嘉陵江通道，就可以威胁到顺庆。
“邓贼不会如此狂妄吧？”孙思克吓了一跳，背后有清军驻守重庆坚城，明军的粮道不畅，邓名长驱直入怎么看都迹近自杀。
“按理说不会，但很多时候你猜不到贼人会不会突然发疯。”李国英也认为邓名不太可能置十几万清军于不顾，不管不顾地猛扑顺庆，换成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多半不会考虑这个可能；但李国英却不愿意在背后留下一个明显的破绽，所以连这种看上去完全不可能的事都要照顾到：“如果重庆有粮，邓名敢插入顺庆，我们就慢慢撤回全军，然后攻击他。粮草充足就不必急于一时，可以慢慢地扑捉战机。但这需要重庆真的有储备，不然粮道一断，我们只能被逼着去打通粮道了。”
李国英既然不愿意留下破绽，他的行动速度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拖累。
看着清军吃力地把粮食运入城中，孙思克又忍不住感叹道：“总督大人为何不在重庆周围屯田？哪怕能稍许减少一些粮食转运也好啊。”
本来李国英在重庆有一点屯田，但上次重庆之战后他就连这点军屯也都放弃了，垦殖的兵丁也都撤回了保宁的军屯。
看了孙思克一眼，李国英想了想还是决定对朝廷的监军开诚布公：“一年前本官在重庆屯田时，是以为川西很快会拿下，万县不久也可能就是囊中物，为长久计，在重庆开辟了一些军屯以充军实。但现在重庆随时可能成为战场，开辟军屯就会捆住自己的手脚。”
在李国英看来，防守时需要懂得轻重缓急，需要权衡取舍：“若是城外有大量军屯，那贼人攻来时，我们就可能因为舍不得粮食而不得不削弱城防，御敌于野。运输几万石粮食虽然辛苦，但能让本官不会受到眼前小利的干扰，把兵力用在真正紧要的位置上。”
孙思克不断地点头，连称受教。
但李国英的话其实没有说完，这里面还涉及到将领的私心。这些军屯很可能要交给将领经营，或是把产出分给他们。当收获和将领的利益相关时，他们就会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而影响整体的战略。李国英宁可麻烦一点，也不愿意在紧急关头出现将领擅自行动保卫自己财产的举动。
而且还有更关键的一点，那就是李国英依旧认为重庆可以放弃，如果在重庆周围开垦了大量的军屯，撤离重庆就会遇到更大的阻力，将领不愿意自家的利益受损，多半会力主在这里坚持下去。
相比十万大军的开销，军屯那点收获实在是杯水车薪，就好像明朝为了对抗后金在关宁屯田，从山海关一直到宁远、锦州都有大量的军屯。崇祯初年，仅祖大寿一家就有上万辅兵在田地里为祖家耕作；崇祯后期；吴三桂家甚至膨胀到控制了两、三万辽民为自己垦殖。可依旧需要朝廷大量地输入粮饷。大量的土地让吴家、祖家都全力反对从那些已经非常危险的地区撤离，迫使朝廷一次次投入更多的援军和物资。
“重庆到底有没有保留的意义，还要看这次打万县的结果。”李国英在心里默默想着，十几万军队驻扎在重庆，如果能切断长江航运当然最好，若是不能，只要能让邓名、袁宗第疲于奔命，来回增援也算是物有所值；更甚一步，只要能把邓名拖在四川无法再攻击江南，那这份开销也不算打了水漂。但如果庞大的清军根本威胁不了万县，反倒只能苦苦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的话，那李国英觉得这个重庆还是赶紧仍掉为好。李国英在这里没有任何军屯，真要坚持撤兵，将领们也就是抱怨几声，并不会拼死阻拦。
七月初，李国英接到先遣队的报告，称他们已经安全抵达了忠县，与当地的清军会合。望眼欲穿的川陕总督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誓师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