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弟曾经说过，自1988年之后，我就变得与以前完全不同了。然而，对于他的这种说法，我却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我认为真正存在严重问题的人其实是他。他那时候走上社会，很有可能被一些人收入眼中。那年也是母亲换大限的年份。
正因为如此，我开始怀疑起1988年之后的记忆是否真的准确可靠。也许，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已经在我的脑海中被扭曲或者遗忘了一部分。所以，我真心希望将来能够有机会对这段记忆进行深入的考证和探究，弄清楚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
我不希望因为这些模糊不清的记忆，给读者们留下太多的遗憾和困惑。我希望能够以最真实、最准确的方式呈现出故事的全貌，让读者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感受其中的情节与情感。
1990年5月的哈尔滨，树的叶子在风中沙沙作响，燥热的空气里混杂着柏油马路被晒化的气息。我陪着岳父在哈一大二院候诊，消毒水的气味像一层无形的网，笼罩着整个走廊。此起彼伏的呻吟声从各个诊室飘出，让人心里发紧。
内弟国老大满头大汗地冲了过来，制服衬衫后背洇出大片汗渍，他喘着粗气问：“路上堵车，爸怎么样了？”我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余光瞥见护士站那边，几个医护人员压低声音在议论：“听说儿媳妇汪雪也在省城，和厂长老文一起出差呢……”
我的心瞬间悬了起来。汪雪是国老大的妻子，平日里在厂里一直本本分分，怎么突然和厂长单独出差？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心底蔓延开来。
几天后在宝东县家里，妻子接到汪雪单位的邀请，说是老文要请客。我们三人来到一家中等饭店，门脸挂着褪色的红灯笼，玻璃门上贴着“宾至如归”的字样。走进包间，汪雪和一个矮胖的男人坐在主位，汪雪烫了新发型，抹着艳红的口红，看到我们，脸上挤出一抹不自然的笑：“快坐快坐，文厂长特意安排的。”
老文油光满面，西装扣子几乎要被圆滚滚的肚子撑开，他点头示意时，眼神在汪雪身上黏得太久。国老大拘谨地坐在老文右手边，我坐在对面，看着服务员陆续上菜。菜品精致，却都是小巧的菜码，和东北人豪爽的风格大相径庭。
“来，大家别客气，多吃点。”老文举起酒杯，琥珀色的液体在杯里轻轻摇晃。我礼貌地碰了碰杯沿，余光里，汪雪正用公筷给老文夹了一块红烧鱼，两人头挨着头，不时发出低低的笑声，气氛暧昧得让人窒息。
妻子轻轻踢了踢我的脚，我转头看她，她眉头微蹙，眼底满是担忧。回家的路上，自行车链条的咔嗒声里，我忍不住说：“你没觉得汪雪和那个老文有点不对劲吗？她一个普通女工，怎么突然就搞销售了，还单独和他出来住旅店，这也太不合常理了。”
妻子叹了口气，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希望是我们多想了吧，别瞎猜，免得影响家里关系。”可我心里的疑云越积越厚，就像哈尔滨秋天的乌云，沉甸甸地压在心头。
转眼到了秋天，枯黄的树叶在风中打着旋儿。厂里的流言蜚语像一场野火，迅速蔓延开来。有人说亲眼看见大白天的，汪雪和老文在车里举止亲密，遗留的垃圾还被司机捡到了。
国老大听到这些传言的那天傍晚，天阴得厉害，仿佛随时会下一场大雨。我们赶到他家时，屋里一片狼藉，摔碎的搪瓷缸和扯烂的照片散落一地。国老大涨红着脸，像一头发怒的狮子，扯着汪雪的胳膊嘶吼：“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对得起我吗？”
汪雪头发凌乱，口红也花了，她猛地甩开国老大的手，声嘶力竭地喊道：“跟你过的什么日子？家里穷得叮当响，我受够了！”窗外，一阵大风呼啸而过，卷起满地落叶，也卷起了这个家庭的惊天波澜。
九十年代中期，我和老弟躺在前院西屋的炕上，老弟突然说：“二哥，1991年元旦的时候他姥爷来找我，让我帮忙找肖海，托关系给看病，在哈医大四院住了几天，做了个小手术。”我一脸惊讶：“不可能啊，他的病我一直盯着，这么大的事，怎么没人告诉我？你二嫂也没跟我说过。”老弟急了：“是他不想让你知道，怕你担心，可能特意嘱咐家人别告诉你。”我冷笑一声：“别开玩笑了，他家人怎么会瞒着我？肯定是你记错了。”我们俩争执了半天，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不欢而散。后来写故事的时候采纳了老弟的记忆，这样显得情节更突兀。
1991年1月的哈尔滨裹着层灰蓝色的雾，邹金才的吉普车碾过结着冰棱的柏油路，发动机轰鸣声里混着广播电台播放的《一剪梅》。我蜷缩在后座，羽绒服口袋里攥着皱巴巴的挂号单，指腹反复摩挲着“肺癌晚期”四个字，像触碰块烧红的烙铁。
车拐进老弟单位时，他正站在锅炉房的蒸汽里搓着手。看见我的瞬间，他后槽牙磕得咯咯响，工作服都没换就跳上车。我俩谁都没说话，只望着车窗外的冰溜子簌簌坠落，直到哈医大二院的绿色楼体刺破灰蒙蒙的天际线。
消毒水的气味刺得鼻腔发疼。推开病房门的刹那，床上的老人像片即将凋零的枯叶，能被带进来的风刮走。岳父凹陷的眼窝里浮着层浑浊的光，喉结在松弛的皮肤下艰难滚动，那声“来了……”轻得像要融进心电监护仪的滴答声里。我蹲下身握住他枯枝般的手。
医院走廊的长明灯在年三十那晚格外刺眼。我们用担架抬着岳父穿过飘雪的街道，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岳父裹着厚厚的棉被，呼出的白雾在围巾上凝成霜花。
当家门熟悉的木纹撞进眼帘，他浑浊的眼睛突然亮起，枯槁的手指指着墙上褪色的全家福，嘴角扯出个比哭还难看的笑。
正月十四的清晨，寒气顺着门缝往屋里钻。我攥着新买的止咳糖浆推开岳父家铁门，刺鼻的霉味混着打翻的中药味扑面而来。方厅里，八仙桌歪在墙角，相框玻璃碎成蜘蛛网状。岳父佝偻着背坐在矮凳上，拐杖深深插进地板裂缝，整个人抖得像秋风里的枯叶。
“爸！”我冲过去扶住他瘫软的肩膀，掌心触到的肩胛骨硌得生疼。老人仰起头，眼白布满血丝，干涸的泪痕在皱纹里蜿蜒：“昨儿后半夜...卡车响...”他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喘气声，“雪雪把冰箱彩电都装走了，说...说孩子要去满洲里念书...”
里屋的景象让我血液凝固。曾堆满年画的墙皮剥落，露出灰白的水泥，床板上孤零零躺着半块吃剩的馒头。我踢开满地狼藉，在抽屉夹层摸到张泛黄的纸条，汪雪潦草的字迹刺痛双眼：“爸，别怪我们，厂里欠了二十万...”
三个月后的清明飘着细雨，我握着岳父冰凉的手，看他圆睁的眼睛映着窗外摇曳的柳条。入殓师要阖上他眼皮时，我突然想起那年他带我去水库钓鱼，水库里的水泛着碎金，他说等退休了要教外孙做鱼竿。
五年后的宝东火车站，拥挤的人潮里出现了一个身影。汪雪瘦得脱了相，褪色的红大衣下摆沾着油渍，身旁的小女孩怯生生攥着她衣角。听说她在满洲里的皮鞋厂倒闭那天，老文带着刚出生的儿子连夜消失。她回来找国老大时，正撞见对方在给新媳妇戴金戒指。
列车汽笛呜咽着划破长空，汪雪的背影渐渐融进暮色。站台角落的垃圾箱旁，几张泛黄的照片随风翻卷，露出全家福里岳父年轻的笑脸——那是个永远停在腊月的冬天，和一段被风雪掩埋的故事。
近三十年过去了，她一直不让女儿回来认父亲。有一次，父女俩见面，却擦肩而过，女儿甚至以为是父亲的错，真是令人唏嘘不已。每当想起这些事，我就觉得汪雪虽然外表漂亮聪明，可她的所作所为实在太无情无义，为什么就不能等岳父离世后再离婚，非要在老人生命的最后时刻，给他带来如此沉重的打击呢？
汪雪是咎由自取，她没有玩过老文，但那时候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早几年，汪雪会把老文送进监狱的
八十年代的夏天总是来得格外炽烈，蝈蝈声穿透安国公社供销社的玻璃橱窗，在摆满搪瓷缸、花布和肥皂的货架间回荡。我站在柜台后，用竹编的圆扇拍打着热浪，看着公社大院门口那棵歪脖子柳树在风中摇晃。
早班客车的汽笛声准时响起，却惊起比往日更多的骚动。我踮脚望去，只见两个穿的确良衬衫的男人押着一个身影从公社大院里走出来。那人耷拉着脑袋，藏青色中山装皱得不成样子，右脚拖着地在柏油路上蹭出刺耳的声响。围观的人群像被风吹动的麦浪，层层叠叠地往前涌，议论声裹挟着尘土扑面而来。
“这不是食堂的崔师傅吗？”隔壁裁缝铺的王婶攥着半截花布挤进人群，“昨儿还见他来买火柴呢！”
我心里猛地一沉。崔师傅常来供销社，总爱买散装的茉莉花茶，说话时左眼会不自觉地斜向一边，但眼神却清亮得很。他总把钱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柜台上，走时还会笑着说“给同志添麻烦了”。这样的人，怎么会被公安五花大绑？
供销社的柜台很快成了消息中转站。提着竹篮的妇女、背着草帽的社员，你一言我一语，拼凑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故事的主角除了崔师傅，还有民康大队的娄桂兰。我想起那个黑红脸膛的女人，她买雪花膏时总爱反复摩挲包装纸，指甲缝里沾着洗不净的泥土。
据说他们相好已有半年。起初，崔师傅常给娄桂兰捎来食堂剩下的肉票，偶尔还塞几张皱巴巴的纸币。可渐渐地，承诺的新衣裳没了踪影，说好的粮票也打了水漂。那天傍晚，有人看见娄桂兰从公社食堂冲出来，头发散乱，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
“她去公社告崔师傅强奸！”杂货摊的老李压低声音，“陈特派员不敢管，直接报了县公安局。”
夜幕降临时，供销社的电灯不怎么亮。几个老主顾围在柜台边，声音里带着叹息：“听说用了大记忆恢复术，崔师傅熬不住，全认了……”我望着窗外的月光，想起崔师傅买茶叶时说过的话：“人活着，总得有点盼头。”可如今，他的盼头被一纸判决碾得粉碎——几年有期徒刑，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砸在每个人心头。
后来，新来了个巩师傅。他炒的菜总带着股焦糊味，却再没人提起那个斜眼笑的崔师傅。只是每当我擦拭货架上的玻璃罐，总恍惚看见崔师傅站在柜台前，把叠好的纸币轻轻推过来，左眼微微斜着，仿佛下一秒就会说：“同志，来二两茉莉花茶。”
这种男女关系真让人心惊肉跳，还有剪不断理还乱的。
我刚到万丰新单位上班的时候，有一个同事住在与我相隔一幢房子的北面。我每天上班，必然从他家的房西的道路走过。
晨雾还没散尽，我踩着碎石路往单位赶。经过周继才家门口时，一声闷哼惊得我打了个寒颤。墙角的槐树影子里，老周像条被掀翻的鱼，四肢乱蹬着在地上打滚，歪斜的眼球几乎要迸出眼眶。
\"不活了！让我去死！\"他的嘶吼混着鼻涕眼泪，在空荡的巷子里撞出回音。张冬子整个人压在他身上，膝盖死死抵住老周抽搐的肩膀，花白的头发被汗水粘在额头上：\"老周！老周你醒醒！\"
我攥着公文包站在路中央，喉咙发紧。张冬子脖颈青筋暴起，右手却轻轻拍着老周后背，像是在哄哭闹的孩子。巷口晾晒的床单被风吹得猎猎作响，晾衣绳上的水珠簌簌掉落，砸在老周扭曲的脸上。
\"这是...闹哪出？\"我试探着问。张东子头也不抬，声音沙哑得像砂纸：\"别管，快去上班。\"老周突然抓住张东子的手腕狠咬下去，鲜血顺着齿痕渗出来，张冬子却纹丝不动，任由他咬出一排紫黑的牙印。
到了单位，王主任正转着钢笔等我。\"老周呢？\"他敲了敲账本，\"昨天说好今天核账的。\"我犹豫着把早上的事说了，王主任的钢笔尖在纸上洇出个墨团。奇怪的是，他没问和谁吵架，只是盯着窗外的梧桐树看了很久。
半个月后的清晨，我又听见巷子里传来骚动。这次老周站在井沿上，手里攥着粗粝的井绳。晨光照在他浮肿的眼皮上，歪斜的眼球映着井里晃动的月影。\"跳啊！有种你就跳！\"围观的婶子们叽叽喳喳，张冬子举着梯子拨开人群，额头的汗滴在青砖地上。
老周突然咧嘴笑了，缺了颗门牙的嘴角挂着涎水。他顺着井绳往下滑，布鞋在井壁上蹭出刺耳的声响。我挤到前排时，只看见半截摇晃的井绳，井水表面浮着几片枯叶，像极了老周账本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
后来的日子里，老周照常来上班。他算账时拨弄算盘的手指依旧灵巧，可每次路过井台，总会突然停下，歪斜的眼睛盯着水面，嘴里念念有词。直到三年后的某个雨夜，醉醺醺的张冬子拍着我的肩膀：\"老周媳妇...和她叔公...\"他的酒气混着雨声，在我耳边炸开惊雷。
那个总穿着碎花裙的女人，笑起来眼睛弯弯的，会给路过的孩子塞水果糖。谁能想到，她会和中学礼堂里那个朗诵诗歌的男人，在晾着床单的院子里纠缠。
老周把账本翻得哗哗响，算盘珠子撞出清脆的声响，像极了井绳摩擦井口的声音。
那年清明我回去，井台已经封了水泥。老周坐在屋檐下剥毛豆，歪斜的眼睛盯着远方。晾晒的床单随风扬起，恍惚间，我又看见那个清晨，他躺在地上挣扎的身影，和井绳上晃动的月光。
2017年的秋雨裹着寒气渗进骨髓时，岳母的灵堂白幡在风中簌簌作响。国春玲跪在蒲团上，脊背佝偻得像张被雨水泡软的弓，那件曾经合身的藏青毛衣空荡荡地挂在身上——短短二十天，她仿佛被抽走了三十斤的生气。我攥着香的手微微发抖，看着香灰簌簌落在青砖上，突然想起半年前她给我织毛衣时，那双手还那么灵巧温暖。
十年前那个闷热的夏日，是一切的开端。岳母扶着门框，右脚像被无形锁链锁住，只能蹭着地面挪动小碎步。内弟抹着汗说：\"姐夫，我大舅哥在中医院门诊，咱去瞧瞧。\"副院长握着岳母的手时，金丝眼镜泛着温和的光：\"老婶子放宽心，半个月保准让您甩开步子遛弯！\"那时ct片上细密的血管纹路在日光灯下泛着幽蓝，没人注意到肾脏区域那片模糊阴影。
出院时岳母杵着拐杖，步子比入院时利索些，往后十年，药罐里的药渣越堆越高，从桃红四物汤到阿司匹林肠溶片，却始终没出现降糖药的影子。直到那个清晨，我推开岳母房门，看见她歪在枕头上，枕边搪瓷盆里的呕吐物泛着酸腐味，像一滩浑浊的死水。
县人民医院的走廊弥漫着消毒水与焦虑混杂的气味。神经科、骨科、消化科的专家轮番会诊，每天清晨查房时白大褂们围在床头低声讨论，却始终没能拼凑出完整的病因拼图。当住院期限截止时，主治医师在病历上写下\"待查\"二字，墨迹未干的字迹仿佛在嘲笑我们的无助。
再回中医院时，副院长翻着泛黄的病历本，钢笔尖在\"脑供血不足\"的诊断上停顿片刻，突然重重划下：\"尿毒症晚期，糖尿病并发症。\"窗外的杨树叶正簌簌飘落，我盯着他胸前的主任医师铭牌，突然想起十年前他拍着胸脯的模样。护士站传来电子钟报时声，原来已经错过了最佳透析期整整三个月。
临终前的病房充斥着监护仪规律的滴答声。我让弟弟去见最后一面，他把红包塞进岳母枕边时，老人凹陷的眼窝里没有一丝波澜。后来国春玲在收拾衣柜时，翻出张泛黄的纸条，是岳母三年前写的：\"别总让你老弟看病，好好的人哪来那么多毛病\"。字迹被水渍晕染得模糊，像极了她最后时刻含混不清的呓语。
如今每次路过医院，消毒水的气味都会让我胃部痉挛。那些散落各处的ct片、检验单，那些被忽视的血糖数值，像无数锋利的碎片，在记忆里反复切割。如果十年前能多做一项检查，如果县医院能多些耐心，如果......可惜人生没有如果，只留下我们在时光的褶皱里，反复咀嚼这份迟到的诊断书。
办公桌上的老照片已经微微泛黄，照片边缘卷着岁月的褶皱，却始终舍不得丢弃——那是我在单位最后一天，第五任上司老陈亲手拍的合影。望着照片里老陈爽朗的笑容，记忆如同潮水般漫过二十年的职场岁月，五位风格迥异的上司，像五枚形状各异的印章，在我生命的扉页上烙下深浅不一的印记。
初入职场时，与父辈同龄的任主任教会我职场第一课。他总爱在午休时坐在藤椅上，捧着搪瓷缸慢悠悠地讲故事，那些带着岁月沉淀的职场智慧，就像春日的细雨，润物细无声地滋养着我这个职场新人。那时的办公室里，总飘着他浓茶的香气，氤氲着温暖而平和的氛围。
真正在我心里掀起惊涛骇浪的，是第二任上司。他大我十岁，永远倒背双手，迈着四平八稳的四方步，皮鞋敲击地面的声音像精准的鼓点，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不知从何时起，他看我的眼神里多了刺人的锋芒，走廊上的每一次偶遇，都成了无声的战场。他在例会上挑剔我报表里的小数点，在工作报告里用红色批注敲打我的方案，那些刻意的刁难，像夏日午后的烈日，灼得人无处遁形。
记得那天走廊狭路相逢，我故意低头佯装专注书籍，擦肩而过时听见他鼻腔里冷哼一声。这声冷哼彻底点燃了我积压已久的怒火。当他把我叫进办公室，趾高气扬地让我\"站着汇报\"时，桌上那本崭新的会议记录本突然刺痛了我的眼睛。我几乎是本能地抓起本子，在他惊愕的注视中，将纸页撕成漫天飞雪。那些翻飞的碎纸片，像我破碎的忍耐，簌簌落在他锃亮的皮鞋前。
离开那间压抑的办公室时，我听见自己心跳如擂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句带着少年意气的狠话，成了我斩断枷锁的利刃。很快，我调离了原单位，告别了那段充满硝烟的日子。
后来遇见的第三、四任上司，就像温和的秋风，不冷不热，波澜不惊。他们恪守职场规则，给予应有的尊重，却始终没能在我心里激起太多涟漪。直到命运让我遇见老陈，那个与我同龄的上司，仿佛冬日里的炭火，瞬间驱散了所有寒意。
我们会在加班的深夜分享彼此的故事，会在午休时相约打两局乒乓球，他办公室的抽屉里，永远备着我最爱的黑咖啡。在我迷茫时，他会指着墙上的世界地图说：\"年轻人，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在我犯错时，他又会拍着我的肩膀说：\"别怕，咱们一起复盘\"。他不仅是上司，更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是无话不谈的知己。
可江湖的召唤太过强烈，即便老陈两次带着真诚的挽留，我还是选择了远行。记得最后一次告别，他塞给我一本厚厚的工作笔记，扉页上写着：\"此去山高水长，愿你仗剑天涯，归来仍是少年\"。
如今站在人生的渡口回望，那五段不同的职场时光，早已交织成独特的生命图谱。任主任的沉稳，第二任上司的锋芒，第三、四任上司的平淡，还有老陈的赤诚，共同绘就了我职场生涯的斑斓画卷。而老陈，那个如兄长般的上司，永远是画卷里最温暖的底色，在记忆深处熠熠生辉。
我想我这种抗上的性格在事业上不会有建树，在技术上也没有什么专长能养家糊口，因为久病成良医懂些医学，跟预测学一样都是爱好。也许是好说敢说，我才显得鹤立鸡群引人注意吧。
我不禁回想起刚来这里时所遭遇的那些烦心事，而更让我感到无奈的是，老弟的看法居然与我大相径庭。
“爸，你知道吗？那老板居然跟我说，如果有人揍他，我必须得拼命去保护他，而且还要交五百块钱押金呢……”强子一脸委屈地从外面找工作回来，他紧紧地攥着衣角，显得十分局促不安，就那样直直地站在我的面前。
我当时正在看书，听到他说的话，不禁冷笑一声：“他还真把自己当成警匪片里的主角啦？说白了，他就是想找个免费的杂役，又怕你跑了呗。”一旁的国春玲正站在案板前切着白菜，手中的菜刀“咚咚”地剁着，似乎也在为强子的遭遇而感到担忧。
“给他吧！就当是花钱买个教训，让你看看社会上这些人心险恶、弯弯绕绕的。”我有些不耐烦地喊道。
然而，强子第二天却像只斗败了的公鸡一样，耷拉着脑袋回到了家。他告诉我说，当那几个地痞冲进饭店的时候，酒瓶碎裂的声音就像炸雷一样在他耳边响起，老板被那几个地痞按在地上狠狠地揍着，满脸都是鲜血。而他呢，被吓得双腿发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像个木头人一样傻傻地站在那里。
我听完强子的描述，心中的怒火瞬间被点燃，我紧紧地攥起拳头，指甲几乎都要掐进掌心了：“走！咱们去找他退钱去！”
可饭店铁将军把门，门口贴着“内部整修”的纸条，显然是不营业了。我气愤不已，这明摆着是耍赖啊！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报了警。
警察很快就来了，了解情况后却告诉我证据不足，那老板在养伤，不承认收钱那回事。警察建议让我去法院起诉。我虽然有些失望，但也只能听从警察的建议。
来到法院门口，我抬头看着那高高的台阶，心里不禁有些发怵。我紧紧攥着手中的诉状，手心全是汗水，仿佛这薄薄的几页纸有千斤重。
好不容易爬上台阶，走进法院，我找到了负责接待的女法警。她说话轻声细语的，让人感觉很亲切。我把材料交给她，她看了看，然后说让我先等等。
等了好一会儿，终于轮到我了。我满心期待地看着女法警，希望她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然而，她却一脸为难地对我说：“大哥，您这事儿没有保留证据，交钱没有收条，人家不承认。开庭你也赢不了，白白损失诉讼费……要不您先撤诉吧？”
我一听就急了，眼眶发红，声音也不自觉地高了起来：“五百块不是钱吗？你们不管，那我们老百姓还能找谁去讨公道呢？”
律师的话犹如一根锋利的刺，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心里，让我感到一阵刺痛。他说：“法院没有权力劝说您撤诉，您完全可以坚持起诉！”然而，坚持又能带来什么呢？我茫然地站在法院门口，望着来来往往的人们，心中充满了荒唐和无奈。窗外的天渐渐暗了，强子蹲在墙角，影子被夕阳拉得老长。五百块钱，就这么打了水漂，换来一肚子憋屈。公道这东西，有时候好像离我们特别远，远到让人怀疑，这世上到底有没有公平可言。
以后跟老弟说起时，老弟突然说道：“二哥，我看那老板和那些混混八成是一伙的！”他的话语如同重锤一般敲在我的心头。
老弟继续愤愤不平地说：“你想想看，饭店的租期正好到了，他们正好可以趁机关门捞一笔。至于挨揍？拳馆里的人每天都在挨打，那能算什么事儿啊？”他的话虽然有些偏激，但也不无道理。
我摇摇头：“女法警总不会怕黑恶势力吧？”
“没有证据她又能怎么样？”老弟的声音突然压低，“有些事儿，你光喊自己有理不行。”
这话让我想起1995年，两个自称医学院的女实习生上门推销神药。我一听说就识破是骗子，她们留了药给母亲，拿了一百块钱。可老弟非说那是真的。
刚到哈尔滨那阵子，一直不知道干什么好。琢磨了多少天，觉得买一辆摩托拉客不错。因为住在城乡结合部，交通不太方便。各项管理也松散。一天下来挣个百八十块的没有问题。于是，我就到大发市场，买了一辆新摩托，还有两个头盔。第一天，拉了有六趟活。挣了七十块钱。挺高兴。晚上，我买了两瓶啤酒，一斤猪头肉。自己犒劳自己。第二天，收入一百二十元。接下来一个月，去了各种费用，剩下还有二千元。然后我就对老婆说，你只管在家给我把饭做好就行了。照此干下去，一年咱们就能翻身农奴把歌唱。老婆自然也高兴。老早我们就亲热起来。然后就睡下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傻眼了，我的摩托车不见了。前后大门都锁着，这车怎么就丢了呢？我来到上房，敲开房东的门，老太太出来了，我说摩托车不见了，丢了。大门还都锁着，这不就奇怪了吗？老太太出来前后踅摸一番，一个劲的说不可能。她问我肯定是骑回来了，没有放到别处忘了。我说从来也不往别处放，每天不都是放在你们这窗前吗？
小院本来就不宽敞，又在院子中间加盖了我住的这座小屋，就更没有多少地方了。我怕不安全，才把车放在房东的窗前。也是因为只有这里方便又安全。老太太把她儿媳妇招呼起来，儿媳妇说，她昨天半夜打麻将回来时，看见摩托车还在那里。怎么能丢了呢？这真是出鬼了。我说就是啊，难道它还能自己跑出去。
老太太说，你还是去派出所报案吧，不然我们也说不清。就你那摩托，给我都推不动。于是，我就去了派出所。警察在一个大本子上写了以后，就让我回来等消息。我说你们不到现场看看吗？他说等有时间的。你就回去等着吧。等来等去事情发生戏剧性转折，原来是房东的儿子有急事把摩托车骑走了。
后来拉脚这活儿干的人多了起来，被三轮摩托车给顶的杠杠的。于是我就把这辆摩托车给卖了，五百元被骗走后，又买了脚蹬三轮准备卖菜了。
后来我们就跟房东闹了矛盾，又找了一家住房。搬进这栋老房子时，院里的青苔还沾着隔夜的雨。我踩着斑驳的石板路，听房东老太太念叨着\"阿弥陀佛\"，香灰从她指间的铜炉里簌簌落在褪色的蓝布围裙上。墙角收音机里流淌出的《大悲咒》，混着晾衣绳上飘荡的洗衣粉味，织成了这户人家特有的生活图景。
这里的摩托车失窃那晚，我还没正式入住。两个小伙子蹲在窗下抽烟，烟头明明灭灭映着他们懊恼的脸。头天晚上崭新的摩托车停在月光下，第二天清晨却只剩两道凌乱的车辙。老太太捻着佛珠，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警觉，\"这世道，人心不古\"，她对着袅袅青烟轻叹。
白天的院子总是静悄悄的。老太太坐在藤椅上，膝头摊着佛经，偶尔抬头看看晾晒的被褥。她儿子常年在乡下养狗，据说在绥芬河当厨师的日子，是他提起时眼里唯一的光亮。儿媳推着水果车出门时，总把廉价香水喷得呛人，暮色里吆喝的\"卖西瓜\"声渐渐远了，麻将牌的碰撞声又在深夜里此起彼伏。
直到某天，院子突然热闹起来。四头土狗撒着欢在晾晒的床单下钻来钻去，狗爪印爬满了刚洗好的被套。老太太儿子叼着烟卷，得意地拍着狗背：\"这几只崽子可卖了好价钱！\"可没等他高兴几天，尖锐的争吵声就刺破了黄昏的宁静。
\"半夜三更不回家，跟哪个野男人鬼混？\"摔碎瓷碗的脆响惊飞了屋檐下的麻雀。我趴在门缝偷看，只见男人青筋暴起的手揪着女人的头发，女人尖利的哭喊声里夹杂着\"你有本事别养狗，养我啊\"的控诉。炉钩子划过地板的刺耳声响彻整条巷子，我攥着门把手的手心全是汗。
推开门的瞬间，滚烫的火星溅在脚边。男人涨红的脸近在咫尺，女人凌乱的头发下渗着血痕。\"别打了！\"我冲上去死死拽住男人的胳膊，掌心被他挣扎时撞得生疼。僵持片刻，男人甩开我的手，一脚踢翻凳子冲进夜色，只留下女人瘫坐在满地狼藉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老太太始终没露面，佛堂里的木鱼声却敲得比往常更急。月光透过窗棂，在满地碎瓷上投下清冷的影子，恍惚间，我仿佛看见这屋檐下积压多年的委屈与不甘，都化作了那夜散落的满地月光。
这两个住所老弟都曾经来过，他过来闲逛的时候，顺便会去单位领取生活费。通常情况下，如果他的单位有什么事情需要处理，都会先跟我联系。
然而，由于工厂的效益不佳，已经有两年没有给他发放工资了。面对这种情况，我决定亲自前往他的单位，找领导解决这个问题。
我先是找到了他所在部门的负责人，但得到的答复并不理想。于是，我没有放弃，继续向上级反映情况，一直找到了厂长那里。
令人意外的是，厂长已经换人了。不过，新厂长在了解了情况后，还是答应会给老弟安排解决工资问题。
经过一番努力，最终厂长决定一次性将老弟的工资全部补发下来。这对于老弟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