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定《基本国策纲要》和《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两大指导策略之后,日本整个国家突然间好似摆脱了长久以来的桎梏一般,整个国民机器全都超负荷运转了起来。不过裕仁天皇以及日本军政高层的官员都清楚,这不过是个表面现象罢了,看似美好的形势不过是昭和军阀集团内部妥协的产物。
日本国内的问题有很多,除了经济方面的危机之外,日本政治危机也很严重。军部与政府以及陆军与海军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日本与所有的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一样,行使国家权力的政府机关是内阁,权力最高的长官是内阁总理大臣,这是根据日文假名直接翻译的,我们习惯叫做首相,把陆军部大臣叫做陆相,海军部大臣叫做海相。
但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明确地把国家权力从幕府手里收回到天皇手中,这也是明治维新的一个主要特点。关于这一点外人知道的很少也很浅薄,只知道日本改革成了君主立宪制度。但是实际上天皇在国家的战略指导思想上占主导地位,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内阁只是执行他的意见。这一点在明治时期表现的最为突出,明治天皇在日本历史上的地位很重要,其在日本国民心目中的地位不亚于唐宗宋祖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这也使得天皇的权力在明治时期达到了顶峰。
明治死后,多病的大正天皇由于身体的原因。所以将绝大多数的权力交给了内阁,这也使得内阁的权力逐渐在增长。日本也逐渐进入文官政治家主导政治时期,天皇的权力在慢慢地被削弱。
到了昭和时期,裕仁接替长兄继承了皇位。不过裕仁样子虽然看起来傻傻的,但是这个家伙的内心却极端的狡诈阴险,为了重新夺回内阁手中的权力,裕仁与军队的关系进入了白热化,日本国家的军队被叫做“皇军”。
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军队的所有权逐渐在远离政府,靠近天皇。军队也越来越独立化。裕仁不断和军队中有激进思想、投机思想的少壮派军官接近,期望通过军队独立化来摆脱政府。同时裕仁也在不断塑造“天皇”至高无上的神话地位,麻痹普通民群。
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中国成立了关东军,理论上关东军属于特殊的单位,不隶属于内阁政府陆军部,直接隶属于天皇。成为天皇的私人部队。这也是关东军为何敢不管不顾政府的反对,肆意挑起九一八事变的最大的依仗。
很久以来,军部与内阁一直在进行权力博弈,而天皇就是军队最大的头子。实际上,9.18事变并非日本政府可以制造的,而是由关东军一些有野心的家伙揣摩了天皇的意图背着政府私自制造的。政府只是默认了事态的发展。当然了,他们也没有权力来管理关东军。后来,日本发生了两次兵变,终于将内阁的文官政治家彻底清理出了政治舞台,内阁彻底由军部来操纵。而军部的一些极端分子,如寺内寿一、彬山元、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梅津美治郎等人。
这些人虽然虽然很坏。但是都是很狂热的忠君爱国分子,始终在忠心耿耿地执行着天皇的命令。所以,战后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很多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要求严惩裕仁天皇那是有道理的,因为天皇实际上是日本最大的战犯,不过美国因为种种原因饶恕了他。
而日本陆军和海军之间的矛盾那也是极为尖锐的,这种矛盾起源于明治维新时期,当时拥护明治维新的主力军是萨摩藩和长洲藩,比如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都是出自萨摩藩和长洲藩。而日本维新开始后建立新军队的基础是从萨摩和长洲召集的,萨摩成为海军,长洲成为陆军。而明治维新初期日本没有议会,没有宪法,完全是藩阀政治。萨摩藩和长洲藩各自拥兵自重,左右日本政局。陆军和海军成为各个派系的工具。在顺利夺取国家政权消灭幕府之后,日本很快就形成了两大派系,并且彼此间龌蹉不断。
其次是日本海军学习英国,日本陆军先学习法国,普法战争后改学德国。所以造成日本陆海军分立,因为西方老师们就是这样。在学习德国创建总参谋部并以此建立内阁国防部成为全国武装的最高机关前,西方各国陆海军都分别是内阁中的陆军部与海军部,君主国由陆军大臣与海军大臣管理直接对最高权力机关负责,共和制就称之为陆军部长与海军部长可以把陆军部与海军部看成是主管一个军种的“国防部长”,因为其级别就是内阁部长级别。
日本同样学习了这一套,而且由于发展海军和陆军都要耗费资源,而海军和陆军有分别代表了不同藩阀的利益,所以在争夺发展资源,比如钢铁,石油上矛盾很多。以至于陆海军的兵器不能再同一车间生产,必须是分别的陆军主管车间与海军主管车间分别生产。但这最大的好处在于,即使一个兵种背叛了军阀财阀利益,还有另一军种有着足够的实力可以压制,
比如二二六事件中,陆军哗变,日本海军陆战队喊着为海军大前辈们报仇的口号听从天皇命令迅速平叛。甚至于为了不形成第三大军事集团,因此日本不设立独立的空军,日本陆海军分设陆军航空兵与海军航空兵,日本海军的陆战队好不弱于陆军地面部队,甚至于一般在各国中大多隶属陆军的空降兵,日本不仅陆军有空降兵,还有海军空降兵部队所以。
事实上,单纯从协同作战的角度上而言,日本陆海军任一军种都属于一种另类的全能军种,完全可以在本军种内部完成大多数作战任务当然,这种弊病太严重了。
不过美国人也是这种体制,美国人之所以能胜利,完全在于美国陆海军好歹还能坐下来协商各军种的利益,日本陆海军基本上从不坐下来谈,而是总想着从背后给对方捅刀子。
现在之所以外表看起来还算不错,彼此间合作的形式还是比较喜人,完全是因为日本天皇居中做了大量的调停,将政府与军部以及军队内部的矛盾暂时搁置一边,大家一条心谋发展。再加上德国军队在欧洲创造的辉煌把整个日本的利益集团都羡慕坏了,所以大家伙才有了合作的可能。
在暂时搁置了分歧矛盾之后,日本国内以大本营为首的昭和军阀集团开始加强对国内政党以及其它政治团体的管理,实行强有力的政治,一时间一些反战团体和进步人士纷纷遭到迫害,甚至是暗杀。整个日本的舆论出奇的一致,全都是歌颂政府和军队的,而美化战争的宣传报纸漫画遍布整个日本城镇。
而此时日本国内的媒体也完全背弃社会使命,大力迎合法西斯战争的需要,不顾日本此时隐藏在华丽表面下的巨大危机,大肆宣传“大东亚战争”的成功,给战争加上正当化的理由。日本广播则表现更为极端,为了鼓吹其所谓的“日本精神”,维护日本政府的军国主义形象,完全不顾新闻真实性的本质要求,甚至大肆宣扬在战斗中精神可以战胜死亡的论调。
从日本媒体步调一致地服务于法西斯的内外政策,竭力吹嘘日本“皇军”的“节节胜利”等一系列表现可见,它在制造战争舆论,使日本民众滋生盲目的战争意识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成为发动战争时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抓住时机大力宣传征服中国以及政府亚洲的大东亚理论,广泛的发动日本民众,并且还修改了38年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与之前颁布的《临时资金调整法》、《关于进出口商品等临时措置的法律》并称“战时三法”,这三部法律的颁布旨在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使之走上战时轨道。
其中,《国家总动员法》是日本战时国家主义统制立法的核心,它将科技、文教、新闻报道、工业、交通运输、金融贸易等都置于政府控制之下。随后日本政府又根据此法颁布了各种统制法令,将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纳入国家统制范围。
同时日本政府开始大量囤积船舶和舰艇,一大批的海军主力战舰列入政府军费开支预算,积极加强海军战斗力。
另外在内阁以及军部的支持下,日本政府开始积极与苏联进行联系,双方经过半个多月的秘密交涉,终于于1940年5月13日正式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
根据条约内容规定:签约双方承诺双方保持和平友好关系,互相尊重对方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一旦签约的一方与一个或多个第三方势力有敌对冲突,条约的另一方将在整个冲突期间保持中立。本条约自双方批准之日起生效,并保持五年有效期。如果条约双方都未能在条约到期一年前宣布无效,则视为自动再延长五年。
日本政府这一通组合拳下来,不但迅速将国内的危机暂时化解,同时将国内所有的力量全都集中起来,积极为可能出现的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