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并没想到安庆城内的乱党居然决定撤退，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黎元洪坚信那些乱党们是不肯离开安庆城的。在这样的判断下，黎元洪命令暂时停止炮轰。黎元洪虽然看着有条不紊的进行着战争，其实他心里面不解与疑惑远比外人看到的多的多。
这场收复安庆的战斗不仅仅是一场军事行动，还有着更加深刻的政治背景。黎元洪只是一个军人，对于朝廷到底发生了什么知之甚少。他仅仅知道湖北发生了生么。安庆失陷之后，张之洞大人突然进京。进京前张大人发话，没有张大人的亲自命令，不管谁的命令，新军都不许“轻举妄动”。这句“不管谁的命令”意思那是十分丰富的。理论上湖北新军是朝廷的军队，也归陆军部管。这两者如果下达了命令，新军必须服从。但是张大人的意思说明白了就是“我不下令，湖北新军绝对不许出动。”
黎元洪不知道到底朝廷里头发生了什么，他也没有太想知道的冲动。湖北新军是张之洞大人一手创建的军队，自然唯张大人马首是瞻。不管是朝廷也好，陆军部也好，没有张大人的命令，湖北新军一兵一卒都不会动。大家准备了一个多月后，张之洞大人的亲令终于到了湖北，内容很简单，“谨慎为上。以夺回安庆、池州为要。不可贪功。”
对这段话，黎元洪的理解是，“少死人，不着急，慢慢打。”黎元洪唯一不解的是，新军出兵的时候朝廷都是要给钱的，而这次湖北新军出兵则分文未给。但是张大人既然发话，湖北新军也不可能因为这点钱闹起来。于是黎元洪就按部就班的进行着战斗，对安庆城也没有采取四面包围的战术。他并不知道自己的“保守”给了安庆城内的乱党们千载难逢的消息。由于北门外没有湖北新军的部队，陈独秀把突围路线定在了城北。
当然，就算是黎元洪知道安庆城内的乱党准备突围，他也不会改变自己的部署。张之洞大人交代的很清楚，“以夺回安庆、池州为要。”至于城内的乱党，黎元洪认为张大人的话已经说的很明白，“不可贪功。”
陈独秀带领着岳王会九百多名核心成员离开安庆北门的时候，情况居然出奇的顺利。在没有阻拦的情况下，他们带着银库里面剩下的十几万两银子以及粮库里面的三万多斤粮食出了安庆城。安庆城里面还留了二百名骨干士兵，常恒芳带着他们负责殿后。看着高高的安庆城原来越远，这些岳王会的骨干们心里面都有着强烈的失落感。何时才能重回这座大城市？这些人心里面都没有谱。也就是在此时，湖北新军的大炮重新开火了，隆隆的炮声仿佛是号角，激励着这些退出安庆的岳王会人员调头向北，快步去了。
常恒芳对于会党们的叛变是极为愤慨的，他之所以领命殿后，一方面是他作为军事上的指挥官，算是很有能力与威望的。另一方面，常恒芳心中有一股邪火要发泄出来，他自己是自告奋勇负责殿后的。
“常统领！这城头我们上不得啊。”会党首领哭喊着跪下，然后紧紧抱住了常恒芳的腿，“常统领，湖北佬炮打得这么利害，上了城头就是个死。你让我们上城，那就是要我们的命啊。常统领，这城不能上了。”
“你们这是要背叛革命了么？”常恒芳怒吼道。在他身后，二百名荷枪实弹的岳王会骨干们对面前的会党首领们怒目而视。他们也知道刁德章与周兴臣逃走的事情，对于会党的叛变，这些士兵们与常恒芳一样恼怒。只要常恒芳一声令下，这些战士就会毫不犹豫的对会党们开枪。
常恒芳紧盯着那些瑟瑟发抖的会党首领，“你们这一个多月来，在我们这里每个人最少都赚了五十两吧。到了该你们上阵的时候，你们怎么就没有当时的那股子信誓旦旦的劲了呢？当时你们说的话都是放屁么？”
会党首领们一个个都不敢吭声，炮弹爆炸时的巨响与剧烈的震动彻底剥夺了这些人的勇气，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敢上城，但是这些人面对愤怒的常恒芳以及常恒芳背后的那群愤怒的安庆革命军士兵，同样不敢拒绝。
常恒芳本来还想再训斥会党们一番，但是此时他的确没有这多余的时间。“你们不肯上西城也行，你们现在就给我守东城和南城去。东城与南城下没有湖北佬。”
听到常恒芳开恩，这帮人一个个连连点头。常恒芳也不再多说，他命令士兵们看押着这帮人，让他们带着自己的部众上了南城和东城的城墙。在城下，常恒芳又把会党的首领们叫在一起，“我们现在已经从城北绕到湖北佬背后，这是要和湖北佬决一死战。你们一定要给我们守住城东和城南。听到没有。”
“常统领，我们一定能守住，我们一定能守住。”会党的首领们不管心里头怎么想，嘴上都不停歇的说道。
“等我们打了胜仗回来，若你们不在城上，就别说我客气。”常恒芳做了最后的威胁，然后带着部队向着北门去了。
到了半夜，常恒芳终于赶上了已经出城的陈独秀等人，汇合起来的一千一百多人也不管那么多，打着火把连夜行军。众人都知道湖北新军有骑兵，若是不能尽早脱离骑兵的攻击范围，就这么一千一百多人，还真的不够新军骑兵营打的。在恐惧的催促下，加上有了明确的目的地，部队爆发出空前行军能力，居然一晚上走出了四十几里路。
黎元洪得知安庆已经是一座空城是在当天晚上，几个从安庆城跑出来的士绅哭喊着请黎元洪进城。留在安庆城里面的会党们发现岳王会已经跑路之后，一部分人开始撤退，另外一部分胆子很大的已经开始在安庆城抢掠。这些士绅们是来找黎元洪求救兵的。
无论是严刑拷问，还是和气的询问，士绅们既然说的是实话，自然不会问出别的结果。黎元洪倒也爽快的派出了探马。探马很快就回来禀报，安庆城内的情况果然如同士绅所言。黎元洪把张彪统制大人留给自己的那个标守住大营，派了自己麾下的两个标前去“解救安庆百姓”。这可是一个大肥差，既然安庆已经是一座空城，那么这城里面剩的一切东西都可由这些湖北新军任意拿取。特别是那些会党，身上定然有值钱的东西。把这些乱党杀了，一来可以用人头换取奖赏，二来这些会党身上的财物可就完全归新军所有了。
城墙上早就没有了守军，黎元洪的部队倒也没有因为面前的这笔庞大的收益而失去理智。他们先是上了城墙，然后快速占据了各个城门。此时居高临下看下去，只见城内已经是火光和哀号同起。守住了城门和城墙之后，城内的这些乱党可是插翅难飞。有些湖北新军的士兵看着会党们抢掠，急着想下去干掉这些胡作非为的“乱党”。军官们冷静的阻止了士兵的冲动，“急什么，让他们再抢一阵。”
士兵们没有想通这里面的弯弯绕，但是军官们却心知肚明。只要歼灭了这些乱党，乱党们携带的财物可都是新军们得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乱党抢的越多越好。湖北新军完全没有理由替安徽人省钱啊。
岳王会逃向合肥的骨干部队们运气不错，湖北新军的选择给了他们一晚上的时间。而且岳王会的好运还在继续。天亮微明之后，湖北新军从城头杀下去全歼了会党。被俘的会党们虽然不知道岳王会到了哪里，但是他们却知道其他会党去了哪里。湖北新军的骑兵随即出动，开始追击那些逃走的会党。为了活命，会党们说的都是实话，湖北新军骑兵营的斩获极丰。为了能多拿钱财，湖北新军骑兵对撵上的会党们采取了斩尽杀绝的模式。从会党身上搜出的财物让骑兵们一个个欣喜若狂。
在这样的好运下，岳王会又得到了一天的行军时间。黎元洪并没有要追上岳王会斩尽杀绝的想法，当然，如果岳王会距离安庆不过三五十里的话，黎元洪也不会轻易放过岳王会的残部。但是等到湖北新军开始搜索岳王会下落的时候，岳王会终于脱离了湖北新军的攻击范围。
黎元洪一面得意洋洋的命令把已经夺回安庆的消息送回到武汉，一面集结兵力开始进攻池州。等他到了池州，这才发现池州的士绅们已经恭敬的等在门口迎接了。光复会听从了鲁正平的建议，他们撤退前专门组织了池州士绅们，让他们维持池州的秩序，避免湖北新军冲进池州抢掠。
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更何况这些士绅里头颇有几个举人出身的，黎元洪也不好为之过甚。池州上下终于逃过了一劫。
湖北新军二十一协协统黎元洪带兵二日收复安庆与池州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京，这对于清政府本该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在一个王朝的末日，任何好消息带来的效果都是负面的。已经开始激化的政治争端并没有因此而平息，相反，京城内的斗争愈发激烈起来。
袁世凯恭恭敬敬的在灵堂的排位前跪下磕头，作为孝子，王士珍也披麻带孝的跪倒还礼。王士珍曾祖父王朝正，精于医术，长于书法，祖父王履安是个秀才，工医之外，长于武术，有戎马书生之称，王士珍父亲和伯父早逝，他与寡母相依为命，寄居在正定城内东门里伯母娘家，靠母亲替人做针线活艰难度日。王士珍兼眺两房，9岁时入私塾攻读诗书，由于聪明好学，王士珍15岁时，被正定镇台叶志超看中，收在属下当勤务兵。这才走上了军事道路。
而他的生母几天前去世，王士珍立刻申请在家守孝。守孝本来就是官员们必须的事情，袁世凯即使现在身陷党争之中，却也不能强行让王士珍继续出来工作。所以袁世凯得知消息后，立刻就赶来吊孝。他这等身份，祭拜完毕之后，王士珍必须请他到后面小坐。
两人方才坐定，袁世凯就开口了，“聘卿节哀顺变。令堂养育你如此辛苦，你还要照顾你伯母。今日你身为江北提督，令堂也能安心。”
王士珍知道袁世凯此行的目的绝非简单的吊孝，虽然他心里面十分哀痛，但是母亲病重时王士珍始终在身边伺候，此时倒也没有完全被哀伤压倒。“多谢袁公。袁公此来，想来还有别的事情吧。”
“聘卿，湖北新军的黎元洪两日就夺回了安庆与池州。这件事震动了朝野。”袁世凯介绍着最新的情况变化。
王士珍静静的听着，自打安庆陷落之后，王士珍虽然也在伺候病重的母亲，但是他依然立刻派人前去详查情况。传回的消息实在是令袁世凯与王士珍大吃一惊。岳王会与光复会早就已经亮明了旗号，这倒没什么难查的。但是探子们禀报，在上海消失的人民党，竟然出现在凤阳府一带，不仅如此，从阜阳到合肥，人民党悄无声息的占据了安徽北部的广大地盘。而且攻克安庆与池州的居然是人民党，而并非岳王会与光复会。
袁世凯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竟然完全不敢相信。但是这些探子是王士珍亲自调教出来的，绝不可能搞些假情报来糊弄自己。一度消失的无影无踪的陈克，不吭不哈的在安徽搞出这么大的一场事，袁世凯就是到了现在依旧不敢相信。
但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1905年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次年归国，载泽上《奏清宣布立宪密折》，指出君宪可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此折一出，朝野震动。1906年9月1日清廷终于颁布了“预备立宪”诏书。袁世凯主导的北洋集团本来就是洋务派的继承者，既然朝廷已经下定决心“立宪”，袁世凯觉得这是自己一展抱负的好机会，一直主张“维新”的袁世凯开始就在努力推动由北洋集团来主导“立宪”。
从1906年9月开始，袁世凯一方面逐渐交出手中的一部分权力，用来结好朝廷内的满人贵族，并且缓解慈禧有可能对他产生的猜忌。另一方面袁世凯主持《立宪纲要》的编写，试图占据未来立宪的理论性指导。为此，袁世凯还曾经想过把严复这个着名的唯心人物以及严复的“弟子”陈克召来北京共同参与《立宪纲要》的编辑工作。
陈克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根本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反贼。严复以及他全家踪影皆无，想来要么是去避祸，要么严复根本就是陈克背后的指挥者。袁世凯此时完全没有弄明白两人之间关系的念头了。他现在面临的威胁根本不是来自严复与陈克，而是朝内的另外一股极为强大的势力。
身为北洋大臣，袁世凯本人领导的北洋集团从1895年发韧，十年之间，从一单纯的军事集团迅速膨胀成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无不囊括，满清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庞大官僚集团。君权与臣权是一对此消彼长的天然矛盾体。对北洋势力的坐大，在慈禧有意无意地扶植下，满清朝廷内有形无形地出现了三股与袁世凯北洋集团相抗衡的力量。
向袁世凯发动进攻的就是这三股势力中，与袁世凯一样坚定支持立宪，但是又将袁世凯的北洋集团斥为“浊流”，而以“清流”自居的另一股“新政立宪集团”。这个集团的首领是有着满清最后一个清官之称的“官屠”岑春煊，以及新政名臣张之洞等人。
王士珍对满清朝廷里面的这些事情洞若观火，无论是袁世凯领导的北洋集团也好，还是准备把袁世凯彻底赶下台的这股子“清流”也好，对于“立宪”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只有通过“维新”，通过“立宪”才能挽救中国的危机局面，才能够拯救满清朝廷。如果这两股势力能够通力合作的话，绝对可以压倒一切守旧的势力，完全主导朝廷的“立宪”。但是这两股势力却没有合作的想法，至少身为“清流”的势力丝毫没有与袁世凯合作的意向。不仅如此，“清流”反倒竭尽全力想打倒袁世凯，进而夺取“立宪”的主导权。这个事实不能不让王士珍感到由衷的遗憾。
与袁世凯不同的是，王士珍完全没有参与到这件事里头去的想法。王士珍首先想忠于的还是满清朝廷，所以王士珍的心思都落在了安徽最新局面上去。他问道：“夺回了安庆与池州之后，张之洞大人有何说法。”
袁世凯冷笑一声，“有何说法？张之洞当即弹劾恩铭任上失职，竟然酿成了安徽新军集体叛乱的局面。”
恩铭现在不知下落，唯一能确定的是，恩铭并没有投靠乱党。张之洞弹劾此时恩铭，直指的是恩铭的岳父，庆亲王奕匡。朝廷里面都知道，奕匡与袁世凯结成了坚固的同盟关系。张之洞的弹劾根本就是在对袁世凯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