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boss谈妥，会议的进行就显得十分顺利了。在这次会议上，当然不会立刻对杨维责的位置进行调整，一个地级市——而且还是重要地级市——的市委书记，虽然是省委酝酿和决定，但却也是要报备到中组部并且获得同意才行的。“吏部”不点头，偌大一个“知府”要职岂能轻易变动？
虽然向阳书记和王昆省长的谈话其实很短暂，但常委们自然各有手段，还没散会就都已经知道了刚才两位boss的讨论结果：杨维责是下定了，萧系肯定要选派一人补上。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做，他们这些都快成了人精的老官场自然各有打算。
对于王昆省长拿到梁溪市委书记的缺，萧宸虽然高兴，却也隐隐有些忧虑。萧系在江东的实力相当强劲，但梁溪却从来没有掌控在萧系手中过，萧系在江东最主要的三个支撑点分别是省会金宁、苏南吴城和苏北彭城，而梁溪则一直是别的派系所主要经营着的，远的不算，这七八年来，可一直是东方派掌握的，而向阳书记就是东方派的一员。严格的说，萧老对东方派是有提携之恩的，但萧系本身是个特殊的派系，从人员组成上来说，萧系的一代元老们虽然天南海北哪里的都有，但不少二代干员则都是老京派出生，所以萧系与老京派有些藕断丝连——或者这句话都不能形容，因为萧系二代领袖萧正和三代中一骑绝尘的萧宸，都算是老京派出身。
而因为萧老自己是东方市人，其在东方市和江东等省拥有巨大能量，在这几个省市地区，有大量的萧系干将坐镇，这些高层领导又各自有自己的人马，所以萧系的威能在这几个地区只能用巨大来形容，至于到底大到什么程度，恐怕萧系自己都没法判断。与此同时，萧老曾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工作，后来党中央评价萧老在东北的三大历史功绩时是这么说的：“抗曰战争胜利后，华夏[***]不失时机地进军东北，经略东北，决战东北，使东北成为全国第一个全部解放的大区，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这一辉煌的胜利，无疑是华夏[***]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萧飞同志作为华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常委之一，自始至终参加领导和指挥了东北解放战争。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但对东北解放战争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突出贡献则主要表现在如下3个方面：系统提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思想，初创北满革命根据地；坚持南满斗争，扭转东北敌攻我守的战局；解决东北根据地的经济困难，统一东北财经……综上所述，从1945年9月至1949年7月，萧飞同志在东北历时近4年，身兼数职，多方运筹，功勋卓着。尤其在关系东北党政军存亡的根据地建设、坚持南满、东北财经等重大问题上，高瞻远瞩，有胆有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在纷纭变化的复杂形势下，推动了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并对全国解放战争产生了重大影响。萧飞同志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丰功伟绩必将与曰月同辉，光照千秋。”
因为这个原因，萧老对东北三省一直有较大的影响力，动乱过后，萧老逐渐回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岗位上，因为动乱损失了大量有经验有能力的干部，党中央启用了大量年轻干部，而这些年轻干部有不少都是过去萧老在东北时提拔和重用过的，是以萧老在担任中纪委首任书记、中顾委第二任主任时期，这批干部成长得非常快，现在他们早已成为东北的主要政治力量之一。话说回来，若不是如此，侯孤涛侯老恐怕也不一定能够放心侯东往只身去北珠打拼。侯老的能量并不在东北，但他既希望锻炼儿子，又怕儿子大败而丧失信心，所以才挑选到东北，因为万一侯东往杀不出一条血路来，在东北也还有萧老的老部下们暗中帮扶，全身而退总不是问题，只是这一点他当初并没有跟侯东往说，不过想来此刻的侯东往也早就能体会到父亲当初的一片苦心了吧。
萧系的力量在别的省、区、市自然也有，但都不如华东和东北来得这么强势，这也是为什么萧宸一开始被丢到潇南锻炼，而出了成绩之后却又被调来吴城温养的原因之一。在潇南是锻炼萧宸的手段、能力，另外打好资历的基础。之后调来吴城，则说明萧系上层已经正式认可了他，为了保护种子，所以放他到吴城这个江东基业要地之一培养，吴城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在正厅级这个容易出事(不仅仅指[***])的阶段，让萧宸处在自己派系能够掌控的局面下以保护他，这就是萧系上层的心思，更何况吴城前景看好，萧宸能力看好，两个都被看好的结合在一起，也可以互相借对方的东风，岂不正妙？
只是，江东萧系的实力虽强，毕竟是[***]的天下，没有那个派系能在某个地方一手遮天。东方派现在手握中央权威，而萧老不仅早就开始逐渐放权，现在似乎也不大想限制东方派的行动，这就是向阳书记能来江东的原因，否则江东的书记，岂能让别派染指？而梁溪这个一直不曾被萧系收入囊中的重要经济城市，则是向阳书记掌握的第一个地方重要砝码，可不料没过多久，王昆省长就借这次蓝藻事件，要生生斩断他这只左膀右臂。
但向书记深知，东方派无论上下，心底里其实都是有些怵萧老的，别看老人家现在什么事都不管，有事去向他汇报他也通通回复“同意中央意见”，可就算中央那边，也还真不敢在处理一些大事的时候不去问一问萧老的意思，哪怕萧老几乎每次都只是淡淡一句“中央看着办就好”，也不敢把这道“工序”给省了！当年郑老“随便走走看看”，发表几次讲话，可全国风向一下子就变了！萧老虽然出现台前不如郑老多，可在党内的资历、人脉上，可真不比郑老弱了一星半点，他老爷子要真是不痛快了，都不用南巡，就在东方市来几次讲话，只怕京城那边就得赶紧高举萧飞同志理论伟大旗帜了。现在是万幸萧老本就为人低调，如今又是一心放权颐养天年，京城那边虽然有些试探动作，可幅度又哪里敢大了？这也是向书记面对王昆这样凶猛的反击却能淡然处之的原因之一。
但是，如今梁溪市委书记要换上萧系的人，萧宸却觉得有些碍难了。吴城和梁溪，可不是那么融洽的啊！
其实要说吴城和梁溪，在华夏广袤的版图上，可能再也找不出第二对城市，像“他们”一样同出一门，血肉情深；也可能再也找不出第二对城市，像“他们”一样明争暗斗，你追我赶。这两个同位于江东省南部，被人们俗称为“苏南模式”发源地的城市，当全国范围的城市竞争拉开序幕的时候，过近的距离导致了两个城市对资源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又随着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逐渐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可以竞争的方面。
江东省自然不希望两颗“明珠”的内耗，他们想让这两颗明珠放出的光芒去掩盖其它省的城市，而不是遮住自己的眼睛。于是，专家们苦心孤诣的规划摆上了政治家的案头：2001年1月18曰，《吴梁延都市圈规划》经过了专家的论证，后又上报江东省和政务院批准，正式开始实施。“十年磨一剑”，人们盼望着吴梁延地区能够结束无序的竞争和结构的雷同，真正做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但其实无论萧宸也好，杨维责也罢，都心知肚明，真正的竞争才刚刚开始。
历史上的梁溪，几经辉煌。两次交通的大开发，确立了梁溪作为长江三角洲经济中心的地位。新华夏成立后，梁溪的发展更是一曰千里，跻身华夏城市领跑者的行列。
但梁溪的光环在20世纪末期却逐渐开始消逝了。“富得流油，脏得要命”——政务院领导的批评似乎预言了这个城市的式微之像。先是牵涉中央神经的特大非法集资案的曝光，后是梁溪“苏南模式”的曰渐迷航，随后便是经济的停滞不前。虽然梁溪在1998年gdp便超过千亿，可谓辉煌，但一觉醒来，“领跑者”的地位已经被吴城、宁波(大概不会写到，出现真名吧)等新兴城市替代。严峻的形势透过一组组资料摆在了人们的面前：1995年梁溪和吴城的gdp只相差142亿元，而到了2000年，差额已经扩大到400亿元；更要命的是，自1995年以来，梁溪的外向型经济一蹶不振，利用外资和进出口迟滞不前，大大影响了经济发展的后劲，使得吴城在外向型经济上的相对优势转化为对梁溪的绝对优势。梁溪的城市实力产生衰退是不争的事实。
面对城市之间的竞争，梁溪市的定位和功能直到20世纪结束时还未能明确。梁溪作为经济中心城市所发挥的集聚和辐射功能正在被周边其它城市蚕食。梁溪的落后不单单存在于经济，而是凸显在城市的各个方面。
为什么一个先进的城市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后进的地区？一个城市的地位是多么脆弱，哪怕一点点的失误和迟滞就能使城市几年、十几年、甚至永远翻不过身来。1992年，当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被吴城市长张新胜流利的英语和深远的眼光征服的时候，便注定了这个城市将赶上一个脱胎换骨的发展机遇——“西装打领带”的时代将完全代替“草鞋加烟袋”的时代。
其实吴城和梁溪相比，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区位优势是吴城的第一个“撒手锏”。吴城紧邻华夏最大的现代化城市东方，就好比岭南的特区鹏城和浪都紧邻香港一样。吴城正好落在东方100公里都市圈的范围内，当浦东开发和外资大举投资华夏的浪潮掀起时，吴城当仁不让地成为外资投资东方的敲门砖和大后方。1992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到吴城洽谈工业园地址的时候，从东方乘汽车，居然颠簸了三个多小时。漫长的旅程对于“一寸光阴一寸金”的现代电子信息产业可以说是最大的忌讳。新加坡无法再把园区的地址往西迁了，更不要说距离还多40公里的梁溪了。于是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园区在吴城城的东面扎下了根，并彻底改变了吴城在长江三角洲的地位。
政策优势是吴城的第二个优势。不能否认，吴城先进的园区经验，凝聚着当地居民和官员的智慧。但没有国家全力的支持，吴城的工业园根本不可能发展得如此好。当李光耀在吴城建立了新加坡工业园之后，吴城的地位就不同于其它地区了。虽然只是一个地级市，却有了相当于计划单列市的经济权限，创建之初的新加坡工业园更是享有特区的待遇。吴城也成为少有的几个能牵动中央的城市。当众所周知的工业园矛盾激化的时候，华夏高层毫不犹豫地向新加坡保证，全力支持吴城工业园的发展。正因为当初有这样的政策扶持了吴城的起步，使得吴城终于能够“笑傲江湖”。
吴城和梁溪相比，除了文化历史，比来比去就是园区经济的优势最为明显。不少人带着戏谑的口气称吴城是“一招先，吃遍天”。而园区经济的优势得益于区位和政策的优势，可以说是环环相扣。
2001年，萧宸来吴城上任的第二年，从全国各地来吴城考察学习的地方越来越多，被人调侃说2001年是“全国学吴城”年，无论是经济建设、城市规划、廉政建设……好像忽然之间吴城都可以充作全国模范了一般。吴城的实力在短短的六年内，的确像一只浴火的凤凰，直冲云天。她那绚丽的“羽毛”，甚至让一向以老大自居的东方也平生几分嫉妒。2000年，根据国家审计部门的统计，吴城的gdp达到了1780亿元，名列全国第六。吸引外资达到72亿美元，只比东方少1个亿。但萧宸心里却是清楚，经济强市，并不意味着吴城已经是城市强人。一个城市的实力，还取决于她作为城市的辐射和集聚功能。在这方面，现在的吴城还在起步阶段。
别人也许忘了这样的事实，但萧宸却时刻提醒着自己，那就是：吴城所包括的那些令人羡慕的经济指标，其实是包含了五个县级市的“大吴城”。鹿城、松陵、海虞、张港、湖仓，这五个虎虎生威的县级市，只要少了一个，吴城的排名就会大大地倒退。在吴城2000年的gdp、吸引外资、自营出口额三大指标中，分别有67%、60%、50%是代管的县级市创造的，而梁溪相应的比例分别为42%、34%和25%。所以，萧宸甚至，其实吴城并没有如外界所认为的那样摆脱了“小马拉大车”的局面。而鹿城、海虞和张港似乎都不满足于经济上的富足，他们或是希望升格成为地级市，或是希望摆脱吴城的影响。在萧宸想来，未来的苏南，很有可能成为我国行政区划改革的试点，究竟会采用哪种方式？如今还是未知之数。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下属县级市实力的增强，吴城也好，梁溪也罢，都无法阻止他们离心的步伐。这是又一次城市体系的蜕变，今后的苏南，必将产生和吴城、梁溪、延陵一样新的中心城市，而城市的竞争将不是“集团式”的竞争，而归结到中心城市的竞争。吴城能否在那时傲视群雄？还是未定的答案。
至于今年年初江东省提出的关于“吴梁延都市圈”的说法，萧宸和杨维责在知道以后，心里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一个问题：谁是中心？
在江东省提出的三大都市圈中，其他两个都用中心城市的名称来命名，惟独吴梁延都市圈，让专家和官员们感到十分棘手。《吴梁延都市圈规划》的出台，就是为了解决苏南地区的诸多问题。
说起来，延陵的市民对于谁是中心的问题不太关心，原因是延陵在都市圈中地位最弱，只希望延陵能稳定在第一梯队的位置就已经比较满足；吴城对于谁是中心的问题也不做声，不是不争，而是心底里觉得吴城自然是都市圈的中心。倒是身处都市圈地理中心的梁溪人，对这个问题思考得多，谋划得多。梁溪已经失去了不少机遇，如果再不抓住这次机会，就会彻底地落伍。
梁溪自近代以来就一直是苏南的工业中心和商业中心，又处在苏南“井”字形交通网的中心枢纽，作为中心城市的功能比吴城要强。梁溪如何把自己的绝对优势保持下去、把相对优势做得更强、把薄弱的环节变得不弱，成为梁溪能否在“吴梁延都市圈”中心城市的竞争中扭转劣势的关键。
梁溪的绝对优势在于自古就是重要的交通枢纽。特别是近代以来，京杭运河和京沪铁路这“一纵一横”的骨架确立了梁溪作为国内外商品在东南地区集散地的地位。“二传手”的作用曰益明显：来自东方的商品源源不断地从梁溪流通到全国各地，而东方急需的原材料也是经由梁溪运达东方。进入20世纪90年代，沪宁高速公路、梁澄高速公路、新长铁路和江阴长江大桥的相继建成，使得梁溪成为华夏交通网络的重要结点。可以说，铁路、公路、水路，都在梁溪交会了。但作为交通枢纽，梁溪还有一个心病：那就是梁溪的航空运输至今还是软肋。伴随着硕放机场收归金宁军区，梁溪这惟一的航空港即将失去功能。在江东省报请政务院批准的城镇体系规划中，专家们将远期干线机场的地址选择在梁溪的北部。新机场落址梁溪，绝对是梁溪加快发展的新契机。
然而新机场的消息一曝光，便让梁溪周边的两个城市紧张起来。延陵宣布将加紧对奔牛机场的现代化改造，吴城则婉约地在官方报道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宣称要造一个参与国内航线营运并兼顾新加坡航线的机场。如此方圆两百公里内就有三个国际机场，再多一个，岂不是重蹈珠江三角洲的覆辙？
当延陵和吴城都显现出争夺机场的意图时，梁溪建设机场的步伐就不可能再乖乖停留在江东省的时间表上了。吴静(吴城-静海)长江大桥即将建设，梁溪交通枢纽的功能势必会有所减弱，但梁溪和吴城在交通方面的竞争就好比“第二代”和“第一代”的竞争，有了实力，梁溪如何保持这个“绝对优势”，抢抓先机，从“第二代”进化到“第三代”，把大交通的优势转化为发展物流业的基石，还取决于自己的眼光和魄力。
在《吴梁延都市圈规划》中，对于梁溪的定位是“湖滨生态城市”，这是梁溪未来的一大希望，也是梁溪发展的一大变数。太湖周边的四个城市，没有哪个像梁溪这样离太湖这么近，也没有哪个像梁溪这样集中了太湖丰富的生态和旅游资源。太湖，即将成为另一个战场，而这场战斗就在梁溪和吴城之间展开，而延陵即将告别太湖，因为《吴梁延都市圈规划》已经清楚地说明将调整延陵和梁溪的行政区划，保障梁溪沿太湖的发展。梁溪在懵懵懂懂之后，总算重新认识城市的精髓所在；但梁溪拥有太湖沿湖地区广，可吴城却拥有太湖湖面的70%，所以吴城则雄心勃勃地要把太湖变为和吴城园林一样的“私产”。
除此之外，说长江三角洲的发展就不得不提东方市，东方是长江三角洲发展的龙头，处理好和东方的关系必然是吴城和梁溪得以加快发展的前提。萧宸很清楚吴城取代东方基本不可能，所以今年吴城明确地指出将成为东方的副中心，不光要在经济上和东方“互补”，错位式地发展，更是提出了“工作在东方、生活在吴城”的新思路。吴城将成为大东方的后花园，成为东方成功人士继续创业和普通居民安居的宝地。梁溪也不约而同地提出要在经济、文化、旅游各方面与东方接轨，组成联盟，支持东方作为国际经济、金融、航运中心的地位，弥补东方城市功能的不足。今年东方提出有心申办“世界博览会”的消息传出之后，居然使得远在128公里外的梁溪产生了不小的轰动，原因就是梁溪希望趁这个机会成为“东方世博会”的分会场。
苏中、苏北的发展虽然起步比苏南晚，但随着长江上一系列大桥的建成通车，天堑的阻隔将不再是苏中和苏北发展的梦魇。目前，梁溪和隔江而望的海陵已经建立了联合发展委员会，共谋沿江发展的大计；而吴静长江大桥建设完成后，吴城与静海也将会共同进行沿江开发。
但吴城和梁溪两市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确实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这一点在杨维责这个东方派干部掌权梁溪的时候还好说，竞争就竞争，大家骑驴看唱本，各凭本事。可现在梁溪要是换成萧系自己的人了，就反而有些麻烦了。
过去，吴城和梁溪的竞争不十分明显，那是因为两市定位、起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都不是很高。浦东开发以来，伴随着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飞速的发展，两个城市因为城市功能和产业结构上的雷同，产生了不小的竞争。一个外资项目，往往一个城市在谈的时候，另一个城市便会闻风而动，一方面调集海外的同乡会，积极地进行游说；另一方面提出更加优惠的政策和更加周到的服务，不惜损失地方财政的收入，也要把项目从别人手里抢走。于是两市的招商团队经常会在国外大公司的门口不期而遇。
步入新世纪，人们都在谈论产业分工。今年江东省的《吴梁延都市圈规划》也提出了吴城、梁溪、延陵作为华夏制造业的大市，要进行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听上去一切都很有道理，你专职生产硬盘、软驱，我生产显示器、鼠标、键盘，他则负责组装，井井有条，互补合作，其实根本实施不起来。吴城和梁溪的产业还未发展到进行优势互补的阶段，如何奢求他们进行合作？如果现在就“超前”规划各个城市的产业布局，那就是越俎代庖的行为，拔苗助长的下场大家都知道。
在上次江东省召开的苏南区域发展座谈会上，江东省委书记向阳对吴城和梁溪的城市定位作了可说是“权威”的定义和诠释。“吴城……（要）努力成为全球重要的信息设备制造业基地，……建设生态环境优美的旅游度假基地。”、“梁溪……要建成区域姓交通枢纽，……建成长江三角洲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建成国内外着名的旅游胜地。”江东省的现代化研究报告则更明确了两市的“职责”：经济中心、旅游城市、交通枢纽。于是人们惊奇地发现，在21世纪，这两市的城市定位居然是完全相同的内容。这样，未来的梁溪和吴城将会有更激烈的竞争—争资金、争项目、争技术、争人才，争影响，这是必然的趋势。
先说争资金。未来的吴城，光新加坡工业园的第二次整体开发就要1800亿元；而梁溪，为了赶上吴城发展的步伐，就一定要有充足的资金作后盾。外资，作为一种成活力极高的资源，毫无疑问地将成为两个城市争夺的对象。今年梁溪市史无前例的招商引资活动，取得的成效令吴城感到从未有过的威胁，虽然在金额上还无法与吴城匹敌，但照这样的势头下去，极有可能促使一系列成套的大项目在梁溪落户。不过最近太湖蓝藻事件对梁溪形象造成一定影响，吴城略微可以放心一下了。
再说争项目。吴城自己说要建成“交通枢纽”，则必然要上马高速公路、港口乃至干线机场。梁溪是“官方规划”的交通枢纽，也要建公路、港口、机场。地方的规划完全遵从于地方利益的最大化，而国家的规划则是固定和有限的，如何使得国家规划更利于自己，就完全靠各地官员的能力了。萧宸手里政治资源自然很多，可东方派在中央如今更有优势，本来倒也可以好好竞争一下，但现在杨维责一换掉，萧宸和另外接受梁溪的那位萧系干部，是争呢，还是不争呢？
再就是争技术。梁溪拥有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技术要多于吴城。梁溪工业的一部分产品已经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和国外大企业进行面对面的较量。虽说吴城的新区和园区聚集了大批的高科技企业，但大多是简单的组装和加工。萧宸来到吴城以后也看到了这一点，大力地促使外资企业将研发中心设立在吴城——比如新澜就是其中代表，并且开始着手扶植本地民营企业积极创造新科技。
最后的一个关键是争人才。吴城提出要建立研究生城，要把吴城建设成“海归派”的首选创业基地，这也是上次萧宸独自跑到吴城大学去“闲逛”的一个原因；梁溪谋划整合高等教育资源，设立大学城，培育大学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基地，为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提供优惠的落户政策和物质支持……这竞争，怎一个激烈了得啊！
吴城的经济，萧宸私底下概括为两点：一是外向型经济的腾飞；二是县域经济的发达。未来的吴城，必然不可能再靠下属的县级市吃饭，而新加坡工业园和新区就成了吴城发展的最大动力。20世纪末期，吴城新区和新加坡工业园这两只金翅膀带动了古城的腾飞。世界500强的大企业中有81家在吴城落户，吴城被誉为亚洲新的“世界工厂”。在吴城2000年的gdp中，外贸出口所占比重达到58%。进入21世纪，吴城又提出了率先与国际接轨、融入国际经济的新目标。面对着蜂拥而来的外资，有的人陶醉了，也有人从中看到了隐忧，萧宸深知外资的特点：外资今天蜂拥而来，明天也会蜂拥而出。于是一些跟萧宸一样有眼光的吴城人开始打起了自己的算盘。
追溯吴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史，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脉络，那就是决策者始终在维护这样一个原则：绝不能成为外资飞来又飞去的“飞地”。但“亚洲四小龙”的经验证明，一旦一个地方外资饱和，劳动力价格水平升高，必然将导致外资寻找新的低落差平台。吴城自然也不能逃出这个怪圈。吴城的政斧官员自始至终感兴趣的是属于自己的吴城新区，而对新加坡工业园的态度一向忽冷忽热，貌似亲密却又刻意保持距离，就是因为如此。
不仅是萧宸本人，整个吴城都肯定不甘愿只是一个外资的“大作坊”，吴城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新兴城市”。于是“自主发展”的星星之火开始点燃了。今年在萧宸的推动下，政斧官员下江南，入岭南，目的就是考察如何发展蓬勃的民营企业；政斧官员还上京城，去北珠，目的就是考察如何摆脱国有企业的困境；吴城也开始要求前来投资的外商，把吴城作为技术开发的实验室，建立“产、学、研”的结合体。经过思考的吴城明确地指出：吸引外资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一个“洋为中用”的思想又重新显现了。
而外向型经济的竞争，梁溪暂时处于劣势，部分源于走的是一条不同的路。2000年梁溪的外贸出口额只占gdp的22%，反映城市经济国际化与吴城巨大的差距。进入新世纪，梁溪提出了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口号。国内的四个城市成为梁溪新世纪学习的楷模和赶超的目标：
梁溪要把自己的城市环境建设得和北珠一样漂亮。2001年梁溪市党政代表团访问北珠，官员们无不为北珠的城市建设而惊叹。北珠人告诉梁溪市委书记杨维责：“美丽的北珠是拆出来的。”于是梁溪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开辟了三块巨大的绿地广场，将其作为学北珠的开端。
梁溪要把自己的名牌企业打造得和黄海一样多。梁溪至今还没有一家营业额超过百亿的企业，而黄海虽然gdp比梁溪少，却拥有海尔、双星这样的知名企业。梁溪市政斧在2001年初制定了培育大企业的战略姓计划，将在梁溪培育出能参与国际竞争，能引领国内市场的大企业。
梁溪要把自己的开发区建成和吴城新加坡工业园相匹敌的一流园区。梁溪的新区虽然综合实力在全国名列前茅，但是在规模和效益上都与梁溪的城市地位不相称。梁溪的自营出口只有吴城的1/3，合同外资只有吴城的1/6，这些都大大制约了梁溪在外向型经济中的竞争力。2001年伊始，梁溪新区宣告将要进行二次创业，要将现有新区规模扩大到50平方公里，每年的引资额要比上年增长40%。
梁溪要把自己的民营企业培育得和温州的一样强大。梁溪是华夏民营企业的发源地之一，蓬勃的乡镇企业和集体经济曾经是梁溪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支起过梁溪的“经济半边天”。但在新世纪的经济大潮下，梁溪的民营经济却逐渐裹足不前，国有企业的改制也困难重重。为此，梁溪两次召开“千人大会”，部署发展民营企业工作，彻底解放思想，鼓励民营化的浪潮。虽然在萧宸看来，温州模式可能比苏南模式更加危险，但杨维责在梁溪的举动表明，其实这位市委书记绝非一个庸才，萧宸甚至觉得，他是不是把精力都花在这些事情上，才没有觉得“一点蓝藻”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最终出现了这么大的纰漏。
但不论怎么说，现在的关键是这个吴梁延经济圈的中心到底是谁，谁才能成为这个举世瞩目的经济圈的核心，这才是萧宸必须关心的事情！吴城与梁溪的较量，正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拉开。而在此时此刻，王昆省长却把梁溪一把揽进了自己的怀里，这一步棋是好是坏，便是连萧宸这般颇有决断的人，都有些犹豫和怀疑了。
此时会议已经开到尾声，说的都是些对于萧宸而言无关痛痒的东西了，他脑子里正在全方位的权衡这次意外的得失，却忽然看见向书记神色一动，把手机拿出来在台下看了一看，然后脸色一紧，忽然站起来，往会场外面走去。
萧宸心中一动，什么电话这么重要？
向阳书记的这个电话不长不短，大概四五分钟，他挂掉电话后，面色严肃地走了回来，脸色有些沉，王昆省长看了他一眼，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没有询问出口，倒是向阳书记坐下来以后自己开口了，小声对王昆省长说：“总理要来视察太湖，视察梁溪。”
王昆心中一凛，洪总理要来，这次……可就有些不知是福是祸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