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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旗 > 武侠修真 > 侠影美颜 > 第16章 李陵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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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陵传

作者:【汉】班固

陵字少卿[1],少为侍中建章监。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2],甚得名誉。武帝以为有广之风,使将八百骑,深入匈奴二千馀里,过居延[3]视地形,不见虏,还。拜为骑都尉,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4]以备胡。数年,汉遣贰师将军伐大宛[5],使陵将五校[6]兵随后。行至塞,会贰师还。上赐陵书,陵留吏士,与轻骑五百出敦煌[7],至盐水[8],迎贰师还,复留屯张掖。

天汉二年[9],贰师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10]。召陵,欲使为贰师将辎重[11]。陵召见武台[12],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13]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于山南以分单于[14]兵,毋令专乡[15]贰师军。”上曰:“将[16]恶相属邪!吾发军多,毋骑予女[17]。”陵对:“无所事骑[18],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上壮而许之,因诏强弩都尉路博德将兵半道迎陵军。博德故伏波将军,亦羞为陵后距[19],奏言:“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臣愿留陵至春,俱将酒泉、张掖骑各五千人并击东西浚稽[20],可必禽[21]也。”书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书,乃诏博德:“吾欲予李陵骑,云‘欲以少击众’。今虏入西河[22],其引兵走西河,遮钩营之道。”诏陵:“以九月发,出遮虏鄣[23],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24]上,徘徊观虏,即亡所见,从浞野侯赵破奴故道抵受降城[25]休士,因骑置[26]以闻。所与博德言者云何[27]?具以书对。”陵于是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营,举图[28]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步乐召见,道陵将率得士死力[29],上甚说[30],拜步乐为郎。

陵至浚稽山,与单于相直[31],骑可三万围陵军。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陵引士出营外为陈[32],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令曰:“闻鼓声而纵[33],闻金[34]声而止。”虏见汉军少,直前就营。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左右地兵[35]八万馀骑攻陵。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36]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始军出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37]匿车中。陵搜得,皆剑斩之。明日复战,斩首三千馀级[38]。引兵东南,循故龙城[39]道行,四五日,抵大泽葭苇中,虏从上风纵火,陵亦令军中纵火以自救[40]。南行至山下,单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将骑击陵。陵军步斗树木间,复杀数千人,因发连弩[41]射单于,单于下走。是日捕得虏,言“单于曰:‘此汉精兵,击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诸当户[42]君长皆言‘单于自将数万骑击汉数千人不能灭,后无以复使边臣,令汉益轻匈奴。复力战山谷间,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还。’”

是时陵军益急,匈奴骑多,战一日数十合,复伤杀虏二千馀人。虏不利,欲去,会陵军候[43]管敢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军无后救,射矢且尽,独将军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为前行,以黄与白为帜,当使精骑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颍川人,父韩千秋,故济南相,奋击南越战死,武帝封子延年为侯,以校尉随陵。单于得敢大喜,使骑并攻汉军,疾呼曰:“李陵、韩延年趣[44]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虏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汉军南行,未至鞮汗山[45],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即弃车去。士尚三千馀人,徒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尺刀,抵山入狭谷。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46]后,陵便衣独步出营,止左右:“毋随我,丈夫一[47]取单于耳!”良久,陵还,大息[48]曰:“兵败,死矣!”军吏或曰:“将军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后求道径[49]还归,如浞野侯为虏所得,后亡还[50],天子客遇之,况于将军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壮士也!”于是尽斩旌旗,及珍宝埋地中,陵叹曰:“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今无兵复战,天明坐受缚矣!各鸟兽散,犹有得脱归报天子者。”令军士人持二升糒[51],一半[52]冰,期至遮虏鄣者相待。夜半时,击鼓起士,鼓不鸣。陵与韩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十馀人。虏骑数千追之,韩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军人分散,脱至塞者四百馀人。

陵败处去塞百馀里,边塞以闻。上欲陵死战,召陵母及妇,使相者[53]视之,无死丧色。后闻陵降,上怒甚,责问陈步乐,步乐自杀。群臣皆罪陵,上以问太史令司马迁,迁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54]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糵[55]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鉡56]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57],冒白刃,北首争死敌[58],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59]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60]。”初,上遣贰师大军出,财[61]令陵为助兵,及陵与单于相值,而贰师功少。上以迁诬罔,欲沮[62]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63]。

久之,上悔陵无救[64],曰:“陵当发出塞,乃诏强弩都尉令迎军。坐预诏之,得令老将生奸诈[65]。”乃遣使劳赐陵馀军得脱者。

陵在匈奴岁馀,上遣因杅[66]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敖军无功还,曰:“捕得生口[67],言李陵教单于为兵[68]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上闻,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陇西[69]士大夫以李氏为愧。其后,汉遣使使匈奴,陵谓使者曰:“吾为汉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以亡救而败,何负于汉而诛吾家?”使者曰:“汉闻李少卿教匈奴为兵。”陵曰:“乃李绪,非我也。”李绪本汉塞外都尉,居奚侯城[70],匈奴攻之,绪降,而单于客遇绪,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绪而诛,使人刺杀绪。大阏氏[71]欲杀陵,单于匿之北方,大阏氏死乃还。

单于壮陵,以女妻之,立为右校王,卫律为丁灵王,皆贵用事[72]。卫律者,父本长水胡人。律生长汉,善协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荐言律使匈奴。使还,会延年家收[73],律惧并诛,亡还降匈奴。匈奴爱之,常在单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议。

昭帝立[74],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辅政,素与陵善,遣陵故人陇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单于置酒赐汉使者,李陵、卫律皆侍坐。立政等见陵,未得私语,即目视[75]陵,而数数自循其刀环[76],握其足,阴谕之,言可还归汉也。后陵、律持牛酒劳汉使,博[77]饮,两人皆胡服椎结[78]。立政大言曰:“汉已大赦,中国安乐,主上富于春秋[79],霍子孟、上官少叔[80]用事。”以此言微动之。陵墨[81]不应,孰视[82]而自循其发,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顷[83],律起更衣[84],立政曰:“咄[85],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谢[86]女。”陵曰:“霍与上官无恙乎?”立政曰:“请少卿来归故乡,毋忧富贵。”陵字立政曰:“少公[87],归易耳,恐再辱,奈何!”语未卒,卫律还,颇闻馀语,曰:“李少卿贤者,不独居一国[88]。范蠡[89]遍游天下,由余[90]去戎入秦,今何语之亲也!”因罢去。立政随谓[91]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

陵在匈奴二十馀年,元平元年[92]病死。

注释:

[1]李陵本传原载《汉书》卷五四《李广苏建传》,《李广传》后附《李陵传》,《苏建传》后附《苏武传》。《李广传》云:“广三子,曰当户、椒、敢。”又云:“而当户有遗腹子陵。”[2]下士:屈身以尊敬士人。[3]居延:即居延泽,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境。弱水(额济纳河)自张掖北来,分流汇聚于此,为一湖泊。[4]酒泉:汉郡名,今属甘肃。张掖:汉郡名,在今甘肃张掖西北。[5]贰师将军:李广利。大宛(yuān冤):西域国名,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6]校:《汉书·卫青传》唐颜师古注(以下简称颜注):“校者,营垒之称,故谓军之一部为一校。”[7]敦煌:汉郡名,在今甘肃敦煌西。[8]盐水: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为一咸水湖。[9]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天汉为汉武帝年号。[10]右贤王:匈奴官名。是单于之下最高官职。匈奴以单于子弟任左、右贤王,分领匈奴左、右二部。天山:即祁连山。匈奴称“天”为“祁连”。在今甘肃西部和青海东北部边境。[11]辎重:军用器械、粮草、营帐等的总称。辎,有帷盖的车,既可载物,又可作卧车。[12]武台:汉长安未央宫的武台殿。[13]荆楚:指古代楚国之地,今湖北、湖南一带。[14]单于:匈奴最高首领称号。全称“撑犁(天)孤涂(子)单于(广大)”。[15]乡:通“向”。[16]将:抑或,恐怕是。[17]女:同“汝”,你。[18]无所事骑:不用骑兵。[19]后距:后援。[20]浚稽:古山名,即浚稽山。约在今蒙古国戈壁阿尔泰山脉中段。[21]禽:同“擒”。[22]西河:汉郡名,治所在平定(今陕西府谷西北)。辖境相当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东部、山西吕梁山、芦芽山以西、石楼以北及陕西延安宜川以北黄河沿岸地带。[23]遮虏鄣:地名,即居延城。故址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颜注:“鄣者,塞上险要之处,往往修筑,别置候望之人,所以自鄣蔽而伺敌也。遮虏,鄣名也。”鄣,同“障”。[24]龙勒水:古水名,在今蒙古国戈壁阿尔泰山脉南,已干涸。[25]受降城:故址在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东阴山北。汉太初元年(前104)为接受匈奴投降,武帝令将军公孙敖所筑。[26]骑置:驿骑,乘马传送公文的人。[27]“所与”句:你与路博德谈了些什么?这是汉武帝怀疑李陵的话。据上文,武帝怀疑李陵使路博德来请求拖延出兵。[28]举图:全部绘出地图。[29]将率:统率。死力:拼死出力。[30]说:同“悦”,喜悦。[31]相直:相遇。直,同“值”。[32]为陈:列阵。陈,同“阵”。[33]纵:出击。[34]金:指钲,行军作战用的金属乐器。[35]左右地兵:匈奴左右贤王所领东西二部之兵。匈奴自冒顿单于,分为三部,单于自领中部。[36]鼓不起:击鼓进兵而士气不振起。[37]大:多。[38]级:战争中斩下的人头。[39]龙城:匈奴祭天,大会诸部处。其地在今蒙古国鄂尔浑河西岸和硕柴达木湖附近。[40]纵火以自救:颜注:“预自烧其旁草木,令虏火不得延及也。”[41]连弩:装有机关,可以连续发射的弓。[42]当户:匈奴官名。《汉书·匈奴传上》:“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43]军候:维持军纪的军官。汉制大将军营五部,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校尉:西汉时掌管特种军队的将领。[44]趣:快,从速。[45]鞮(di低)汗山:山名,在今蒙古国南部边境内,位于居延泽正北。[46]昏:黄昏。[47]一:单独,一个人。[48]大息:即太息,叹息。[49]道径:途径、办法。这是指投降匈奴后再想办法,回到汉朝。[50]“如浞野侯”二句:《汉书》卷五五:“赵破奴,太原人。尝亡入匈奴,已而归汉,为票骑将军司马。”后击匈奴,“破奴为虏所得,遂没其军。居匈奴中十岁,复与其太子安国亡入汉”。[51]糒(bèi备):干粮。[52]半(pàn盼):大片。[53]相者:相面的人。[54]畜积:涵养。畜,同“蓄”。[55]媒糵(niè聂):媒,酒母;糵,酒曲。比喻挑拨是非,陷人于罪。[56]悖和“蹂”,践踏。[57]拳:颜注:“拳字与絭同。”絭(quàn劝),弦。[58]北首:北向。死敌:拼死杀敌。[59]暴:彰显,明白。[60]宜欲得当以报汉:该是想得到机会立功报汉。当,抵当,指立功抵罪的机会。[61]财:通“才”,仅仅。[62]沮:谗毁。[63]腐刑:残害男子生殖器的刑罚。当时用于惩罚谋反、叛逆等罪。[64]无救:没有救兵。[65]生奸诈:指路博德不肯出塞救援李陵。[66]因杅(yu于):胡地名,用作将军称号。[67]生口:指活捉的俘虏,可以提供情报。[68]为兵:练兵。[69]陇西:汉郡名,治所在狄道(今甘肃临洮南),辖境相当今甘肃东部。李陵祖籍是陇西成纪县(今甘肃秦安北)。[70]奚侯城:古城名,其址不详。[71]大阏氏(yān zhi烟支):单于之母。阏氏,单于之妻的称号。[72]用事:掌权。[73]家收:因罪逮捕全家。[74]昭帝:汉昭帝刘弗陵。后元二年(前87)即位。[75]目视:颜注:“以目相视而感动之,今俗所谓眼语者也。”[76]循:抚摸。摸刀环喻还归。环:谐音“还”。[77]博:博戏,共十二棋,六黑六白,两人相搏,每人六棋。[78]椎结:匈奴发饰。头发一撮为髻,其形如椎,故名。结,通“髻”。[79]富于春秋:年轻。意谓主上不昏聩。[80]子孟:霍光的字。少叔:上官桀的字。[81]墨:通“默”。[82]孰视:凝视。孰,通“熟”。[83]有顷:一会儿。[84]更衣:上厕所。[85]咄:感叹词。[86]谢:问候。[87]字:以字称呼。古人称字,是表示恭敬。少公:任立政的字。[88]不独居一国:这是讽刺语,谓李陵降匈奴。[89]范蠡:春秋时楚国人,为越大夫,助越王勾践灭亡吴国。后游齐国,到陶,改名陶朱公,以经商致富。[90]由余:春秋时人。祖先是晋人,逃亡入戎。初在戎任职,转入秦,为秦穆公上卿,助秦伐西戎,灭国十二,称霸西戎。[91]随谓:随其后而告诉他。[92]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元平为汉昭帝年号。

赏析:

《汉书·李陵传》这篇传记含有深刻的意义,关系到人生立世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历史的主体是人。《汉书·李陵传》的意义,正体现于传中所记载的人。

论传主李陵的为人,勇猛善战是其所长,而道义素养薄弱,则是其致命的缺点。李陵曾经率领八百骑兵,深入匈奴二千余里。天汉二年(前99),李陵自告奋勇,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与单于八万骑兵浴血奋战,转战千里,杀敌万人,确有乃祖飞将军李广的遗风。但是,李陵终于兵败投降匈奴。

李陵由汉朝的一员猛将变为一降将,这可以找出好多主客观原因,但是根本的原因,还是李陵自己在最后关头的贪生怕死。本传记载:“韩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李陵所谓无面目报陛下,其实是自欺欺人的话。兵败回国,固然无面目见人;但是,变节投降,又有何面目见人?又如何面对自己的良心?李陵决不是不懂这些。《汉书·苏武传》记载,李陵后来对苏武自述:“陵初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可见他本心并不甘愿作背叛汉朝的人,忠于汉朝与背叛汉朝、道义与不义的大是大非,他完全明白。然而,李陵毕竟还是投降了。事实很清楚。校尉韩延年战死,而李陵投降。韩李二人面对生与死所作出的抉择,形成鲜明的对比。韩延年宁死不屈,真正不怕死,而李陵投降敌人,是贪生怕死。千古艰难唯一死。李陵本来是猛将,可是到了生死关头,过不了生死这一关。这应该发人深省。不能说李陵的勇气是不真实的,否则他就不敢带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与八万匈奴骑兵奋战。但是,也不能说李陵的勇气是完全真实的,他究竟过不了生死考验这一关。如实地说,李陵的勇气是无根柢的,只是血气之勇。这种血气之勇,并不能成为他生命的主宰。在终极关头,主宰他生命的是个人的欲望,是终极关头见利忘义、苟且偷生的欲望。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的中国传统美德,与李陵的精神生命不相干。道义与不义,对于他来说,只是一种知识,并没有深入他的内心。在李陵内心,道义感是无根的。忠于自己的国家、民族、文化,是人类生存的一些基本价值。人一旦背叛了这些价值,就是葬送了自己生命。这样活着,不过是活着一副躯壳。也许李陵的本心,存有过找机会立功归汉的侥幸念头,可是一旦投降敌人,事情就由不得这种本心了。后来李广利率领汉军征匈奴,“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三万馀骑追汉军,至浚稽山合,转战九日”(《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到这个时候,李陵便成了汉朝的凶恶敌人。李陵走到这一步,其实是一个背叛祖国的人的必然结局。李陵变节后,也曾“忽忽如狂,自痛负汉”;也曾面对汉使,默默无言,而说出“吾已胡服矣”这样沉痛的话。看他的本心与结局,看他投降前后判然而为两人,实在是令人感到悲哀和惋惜。活着,要作为一个人活着,而不能失掉人之所以为人,自己之所以为自己的价值。这,就是《汉书·李陵传》的基本意义。这个意义看似简单,其实并不简单。

汉武帝刘彻是《汉书·李陵传》中的一个重要人物。透过班固的史笔,可以看出武帝的一些性格特征。武帝为人,多疑而又轻信。他听了路博德请求推迟出兵的话,就怀疑且认定这是李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书”。路博德是老将,以自己作李陵的后援为耻,如何可能为李陵来游说?然而武帝不察。这是多疑。后来李陵奋战直至兵败,路博德竟然按兵不动,见死不救。用路博德这样的人作李陵的后援,便是武帝的轻信和战略失误。可见武帝并不真正了解自己的将领。知己知彼,是用兵的前提。武帝作为汉朝的最高统帅,多疑而又轻信,并不能知己,这是导致李陵兵败的一个决定因素。武帝为人又刚愎暴戾。李陵兵败投降,司马迁为李陵讲了同情的话,希望朝廷给时间让李陵立功抵罪,武帝竟然把司马迁当作叛逆来治罪,施以腐刑。武帝听公孙敖说,李陵教匈奴练兵对付汉军,在并未查明情况的条件下,便族灭李陵全家人,而他们都是无辜者。从这两件事,已足见武帝的刚愎暴戾。客观地说,武帝为人,也还有能够一定程度地反省、补过的长处。“久之,上悔陵无救”,说出“坐预诏之,得令老将生奸诈”的话,并“遣使劳赐陵馀军得脱者”,又派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都是能够反省、补过的表现。然而,有些事不是靠补过就能挽回的。杀了那么多无辜者,他们的生命就已无法挽回。多疑、轻信、粗暴,这些缺点,存在于一个普通人身上,还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当这些缺点存在于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人主身上,就是危害无穷,而不可容忍的。多疑、轻信、刚愎暴戾,这是由专制制度及无限权力所造成的专制君主的通常的恶劣品格。正是在揭露武帝阴暗面的这些地方,体现出班固作为优秀史家所具有的正义感。班史这种揭露专制君主黑暗、对历史真实负责的正义感,是直接地继承于司马迁的。

司马迁亦是《汉书·李陵传》中的一位重要人物。李陵兵败投降,“朝中群臣皆罪陵”,司马迁毅然站出来为李陵讲话,希望朝廷体念李陵的战功,给李陵以找机会立功抵罪的时间。这是合情合理的建议,亦体现出司马迁富于同情心的性格。李陵投降敌人,根本原因在于他自己贪生怕死,而司马迁决没有说李陵投降是应当的。李陵兵败,客观原因在于汉武帝用人不当,后援路博德见死不救,武帝自不能辞其咎。因此,司马迁的建议是合情合理的,是可以接受的。当然,司马迁在奏议中也有不尽妥当的话。李陵不能宁死不屈,便谈不上道义涵养有素,因此,便不好说他“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三《汉武帝》篇中尖锐地指出:“迁之为陵文过,虽欲浣涤其污,而已缁之素不可复白,大节丧,则馀无可浣也。”其语很激烈,当是有所寄托。王夫之生当明末清初,痛恨当时的许多变节者,但此语还是很痛切李陵的。总起来说,司马迁为李陵所讲的话,纵有个别不当之处,但基本上是合情合理的。退一万步说,即使司马迁的建议不能接受,也决不能视之为叛逆,治之以重罪。显然,汉武帝是把由李陵兵败投降所引起的怒火,转向司马迁身上发泄,并借此逃避自己对战略失误所应负的责任。这是极为恶劣的作风。在李陵案中,司马迁是第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千古同情太史公,而决不同情汉武帝,可见公道自在人心。透过李陵案的前前后后,班固揭示出复杂的历史真实。

从艺术上讲,《汉书·李陵传》有几点特色值得称道。第一是史笔的客观性。全传对李陵前半生的勇猛善战与后半生的变节,能够同样地直书而不隐。既不因李陵前半生的功绩而掩饰其后半生的可耻,也不因其后半生的可耻而抹煞其前半生的功绩。对武帝的多疑、轻信、暴戾,乃至李陵案的始末,也都能够直书而不隐。由于有了这种直书而不隐的客观性,才能够呈现真实、复杂、丰富多彩的历史。而这种史笔的客观性,是以史家的道义感为根基的,决不是什么超越的客观性。没有深厚的道义感,即无从发生揭示历史真实的客观性。

第二,善于从重大事件和有意义的细节,刻画历史人物的性格。传文前半幅,主要写李陵战匈奴,突出了李陵的勇猛善战。后半幅,主要写李陵见汉使,则深刻表现出李陵变节后的心态:既自痛负汉,问心有愧;又与汉为敌,顽固到底。其中描写李陵在汉使面前语默的动作,细节都很传神。这些地方,便是艺术氛围特为浓厚的所在。传文记载武帝命李陵出兵的诏书,特为记下最后两句:“所与博德言者云何?具以书对!”这一细节,刻画武帝多疑而固执的性格,真是如在目前。

第三,善于通过特定的细节描写,来增强生活气息和艺术氛围。如写李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一节,以及“上欲陵死战,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无死丧色”一节,其中细节,或系夸张之辞,但既是汉代生活中所存有之事,自不妨书出。而这些细节,显然增添了生活气息和传奇色彩。

第四,《汉书》以李陵、苏武合为一传,实别具匠心,意在通过客观的比较,进一步彰显苏、李二人不同的品格。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五章《略论中国史学(二)》,有一段论述足资参读,录之用作结束:“班书有李广、苏建传,实为李陵、苏武合传,上承马迁魏其、武安侯等诸合传来。同一时同一事,而参加之人不同,人与人之相比,是非高下,最易从此等处显。李陵以五千步卒当匈奴八万骑,可谓不世出之将才矣。苏武北海牧羊,事若平易。孔门以回、赐相比,又以赐、商相比。彼人也,我亦人也,彼能是,我何为不能是!以事论,则海上牧羊与两军抗衡难易不能相比。以人论,则李陵之与苏武,一相比确见其为两人。中国史学伟大,亦正在此等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