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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旗 > 武侠修真 > 侠影美颜 > 第39章 答张缵谢示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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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张缵谢示集书

作者:【南北朝】萧纲

纲少好文章,于今二十五载矣。窃尝论之:日月参辰[1],火龙黼黻[2],尚且着于玄象,章乎人事,而况文辞可止,咏歌可辍乎?不为壮夫,扬雄实小言破道;非谓君子,曹植亦小辩破言。论之科刑,罪在不赦!

至如春庭落景,转蕙承风;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云生野,明月入楼。时命亲宾,乍动严驾;车渠[3]屡酌,鹦鹉骤倾[4]。伊昔三边,久留四战;胡雾连天,征旗拂日;时闻坞笛,遥听塞笳;或乡思凄然,或雄心愤薄。是以沉吟短翰,补缀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

注释:

[1]参辰:参(shēn深)星和辰星(一名商星),均为二十八宿之一。[2]火龙黼黻:《左传》桓公二年:“火、龙、黼、黻,昭其文也。”四者皆古代贵族礼服上的纹饰,为不同等级之标志。黼(fu辅):白黑相间,作斧形。黻(fu浮):青黑相间,形如两“己”字相背。[3]车渠:玉石之类,出于西域。曹操曾用以制碗,曹丕、曹植、王粲、徐干、应玚等均作有《车渠碗赋》。[4]鹦鹉骤倾:屡屡倾倒鹦鹉杯中的酒。鹦鹉,指鹦鹉螺所制酒杯。其螺状如覆杯,头部弯曲如鸟头屈向其腹,似鹦鹉,故名。见《文选》郭璞《江赋》李善注引《南州异物志》。东晋成帝时曾以此种酒杯作为礼物赠送远方使者,见《太平御览》卷七五九引《晋咸康起居注》,可见其为人所重。骤,屡次。

赏析:

这篇《答张缵谢示集书》是作者向张缵出示自己的诗文集,并收到对方表示感谢的信之后所写的回信。时为梁武帝大通元年(527)。张缵是萧纲祖母之侄,又娶了萧纲的姐妹为妻,与萧纲的关系是颇为密切的。

信中所说有两层意思:一是说诗文写作非常重要,表述自己热爱创作的心情;二是陈述自己写作诗文的兴感之由,说明其创作冲动系来自生活,来自外物的激发。

关于第一层,萧纲说,日月星辰照耀于天象,那是“天文”;火龙黼黻彰着于人事,那是“人文”。“文”既是至高无上的天所具有的性质,又为人伦纲纪所必需,那当然非常重要了。这里需要略作解释:“文”的本义为线条交错,色彩错杂,引申之,凡经纬错综、华彩美丽者均谓之文。因此日月星辰是“文”,火、龙、黼、黻等礼服上的图饰也是“文”。这种图饰不仅是美化衣裳而已,而且是天子、公卿大夫、士各种等级的标志,何种身分使用何种图饰,是有严格规定不可僭越的。再加引申,“人文”还包括诸种礼仪、制度、法令以及经典和学术着作等等,它们在封建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同属“人文”的诗歌文赋也就十分重要了,所以说:“而况文辞可止,咏歌可辍乎?”这样的论证逻辑今天看来颇为牵强:第一,天象与“人文”不是一回事。第二,诗文写作并不都与政治发生密切关系,其中如诏、策、奏、议等实用性文体,祭祀大典所用乐歌等,不妨称为经国之大业,至于一般抒情写景的文字,与政治有何重要关系呢?岂可因为都属于“文”这一含义极为广泛的概念,便笼而统之地与礼仪制度以至天文玄象一起抬到崇高的地位呢?但是,六朝时类似的论述却屡见不鲜。即以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而言,也是先将“日月叠璧”“山川焕绮”称为天地之文,然后将“人文”(包括圣贤经典、各种实用文体、子史着作,也包括一般的抒情写景诗文)与之相截搭,从而抬高文章地位的。萧纲这里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其实是时代风气的反映,是文学创作地位提高的表现。

萧纲在这里还批评了扬雄和曹植。扬雄晚年潜心于学术着作,深悔早岁写作辞赋耗费了许多精力,于是说作赋犹如学童习字,“雕虫篆刻”,是初级的玩意儿,“壮夫不为也”(《法言·吾子》)。曹植虽爱好文学,但为了表示自己还有更远大的志向,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建功立业,因此在《与杨德祖书》中引用扬雄之语,并说自己“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萧纲斥责他们的话是“小言”“小辩”,是破坏“人文”“天文”合一之大道的妄说,甚至说若绳之以法,他们将“罪在不赦”。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但将其爱好、重视文学创作的心情表现得多么鲜明!应该说明,曹植其实还是十分爱好辞赋并以其创作才能自负的。他说辞赋是小道,只是为了表白自己另有大志的一时兴到之言而已。事实上,他的那封信恰是在寄自己的辞赋作品给杨修(字德祖)时所写,而且一开头就说:“仆少小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萧纲此信一上来说“纲少好文章,于今二十五载矣”,便是有意模仿其语气。南朝时曹植文名极高。青年萧纲将自己的诗文出示友人,又作此信,我们不难体会到其间隐然有不甘在曹植之下的心情。

关于第二层,萧纲自述其创作兴感之由,大致可归为三点:一是自然景色的感召。六朝文人对于四季风物非常敏感,认为它能触发人们心中蕴蓄的丰富感情,所谓“物色相召,人谁获安”。创作冲动也就由此而产生,“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二是亲友宾客朝游夕宴,酒酣耳热之际,以诗赋抒情娱心。这是贵族文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项主要内容。萧纲以皇子之尊,身边聚集了一批文学之士,经常进行这样的活动。三是边塞戎旅生涯的感发。军旅生涯既艰辛又豪迈,既引起将士们浓郁的乡愁,又激发他们豪壮的情怀。“或乡思凄然,或雄心愤薄”,便是此种悲壮感情的概括。萧纲写此信前,已曾远离京都,历镇荆州、襄阳,那在当时属于西北边境。在襄阳时他还曾遣军北伐,拓地千余里。因此这里所说是有亲身体验的。南朝人重视边塞诗作。钟嵘《〈诗品〉序》也曾突出地说到“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的景象和生活能够激发诗人的创作热情。当时人欣赏情感强烈、摇荡性灵的作品,要求作品具有“风力”即情感表现的力度,边塞戎旅之作正容易符合这样的审美趣味。总之,从萧纲这段自述其创作的话中,可知他对于文学的抒情性质有充分的自觉。前面说到他将诗文写作抬到很高的地位,他所重视和爱好的主要就是此类抒情写景之作。他不把文学视为政治教化的工具,而是视之为宣泄个人情感的需要,这也正是所谓“文学的自觉的时代”的反映。

这封信用骈俪文体写成,对偶的文句,铿锵的音节,使它具有语言声色之美,而丝毫没有妨碍思想情感的表达。前半段读来觉得意气扬扬,有破竹之势;后半段则寥寥数笔,便形象鲜明,气氛浓郁,富有诗意。它反映了萧纲的文学观点,在文学批评史上是值得注意的文献,同时本身也是一篇耐读的骈文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