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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旗 > 武侠修真 > 侠影美颜 > 第44章 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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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务

作者:【南北朝】颜之推

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着述宪章,不忘前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断决有谋,强干习事;四则藩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五则使命之臣,取其识变从宜,不辱君命;六则兴造之臣,取其程功节费,开略有术,此则皆勤学守行者所能办也。人性有长短,岂责具美于六途哉?但当皆晓指趣,能守一职,便无愧耳。

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陈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晋朝南渡,优借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已下[1],尚书郎、中书舍人已上,典掌机要;其馀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纤微过失,又惜行捶楚,所以处于清高,盖护其短也。至于台阁令史,主书监帅,诸王签省[2],并晓习吏用,济办时须,纵有小人之态,皆可鞭杖肃督,故多见委使,盖用其长也。人每不自量,举世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见其睫耳。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3],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歕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

古人欲知稼穑之艰难,斯盖贵谷务本之道也。夫食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种之,茠锄[4]之,刈获之,载积之,打拂之,簸扬之,凡几涉手,而入仓廪,安可轻农事而贵末业哉?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墢}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馀务乎?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皆优闲之过也。

注释:

[1]令、仆:尚书令与仆射(yè夜),为朝廷要职。[2]签省:签,典签;省,省事,通事。都是王府中的属官。[3]果下马: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珍贵的马,高三尺,乘之可于果树下行,故名。[4]茠(hāo蒿)锄:即薅锄,除草用的短柄小锄。

赏析:

颜之推生于南朝梁代,身仕梁、北齐、北周、隋四朝,辗转南北,颇遭坎坷。特别是侯景之乱,对作者的影响尤其深刻。《颜氏家训·终制》云:“吾年十九,值梁家丧乱。”侯景围攻梁的都城建康,次年三月,台城陷。大宝二年(551)四月,侯景溯江攻陷郢州,时之推为湘东王世子方诸掌管记,也在郢州,侯景“频欲杀之,赖其行台郎中王则以获免,囚送建邺”(《北齐书·文苑·颜之推传》)。作者在乱离中饱经忧患,耳闻目睹,深知政治的得失,南北俗尚的利弊,学术的长短,到了晚年,为了“整齐门内,提撕子孙”(《颜氏家训·序致》),让后代在社会上立身处世有个准则和借鉴,所以写下这部七卷二十篇的《颜氏家训》。《家训》一书涉及的面很广,其中有作者经历了许多痛苦之后得出的经验,或是目睹了乱离社会种种惨痛教训的总结,因此颇中士大夫的肯綮,恳切动人。《涉务》是该书的佳篇之一。

《涉务》列在《家训》第十一篇。“涉务”,是专心致力从事某项具体工作的意思。文章第一段,作者开宗明义,指出士君子立身处世,贵在对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仅仅懂得“高谈虚论,左琴右书”是不行的。作者认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材大约有六种,即“朝廷之臣”“文史之臣”“军旅之臣”等。人各有长短,要求一人同时具备六种才能是困难的;一个人倘若具备其中一种,胜任一职,也就于心无愧了。这是一种务实精神。接着,颜之推进一步指出,南朝士大夫的通病在于夸夸其谈,“及有试用,多无所堪”,他们虽然多身居要职,但实际上“难可以应世经务”。与此相反,倒是那些旁门庶族、出身清寒的中下层官吏能做一点事。时俗“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指有实际能力的中下层官吏)而疏士大夫”,颜之推认为这是一种偏见,讥其眼不能见睫,缺乏自知之明。第三段,作者举史实为例,论证放达不务实际的后果是坐以待毙。梁世士大夫崇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京城内外,没有人骑马。如果有谁骑马,就会招惹来非议,甚至遭到弹劾。建康令王复,有一次看见“马嘶歕(喷)陆梁(跳跃)”,非常吃惊,说:“这分明是虎,怎么叫它为马呢?”士大夫由于“肤脆骨柔”,到了侯景之乱,他们既不会乘马,又“不堪行步”,以至“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这对后人的教训极为深刻,唐太宗李世民说:“梁武帝君臣惟谈苦空,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足为戒。”(《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颜之推对梁世士大夫夸竞仪表容态,优游享乐,不务实际的风气极为不满,他在《勉学》篇中对他们大加鞭挞嘲讽:“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一旦社会离乱,朝市变革,则“求诸身而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被褐而丧珠,失皮而露质,兀若枯木,泊若穷流,鹿独(流离颠沛之意)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这些描述,可以和本篇互相参证。末段,作者深入一层阐发涉务应当首先重视农事,只有重视农事才能治国营家。重农务本,当然不能算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经历过侯景之乱等种种社会变迁,颜之推的“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并非无感而发,因此更突出了重农务本的重要。他认为:“未尝目观起一{墢}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馀务乎?”一个不懂得一点农事的人,做官,必定不称职;营家,必定办不好。因此,作者对子孙后代发出了“安可轻农事而贵末业(指商贾)哉”的警告。

尽管颜之推是站在士大夫的立场上来劝诫子孙后代如何立身处世的,但《涉务》所提倡的务实精神无疑值得肯定。作为《颜氏家训》中的一篇,它持论平实,言之有物。梁代末期的社会动乱使一部分作家从虚诞浮华的文风中觉醒过来,使他们比较地重视现实和实际。《颜氏家训》本来就是写给子孙后代看的,有一定的实际意义,所以《涉务》讲家常话,道眼前事,夹叙夹议,恳切动人;作者并没有板起脸孔训斥说教,而给人一种浑朴的感觉。颜之推处在骈文盛行的南北朝末年,却不为骈文文体所囿,而是骈散结合,行文自如,语言朴素流畅。《涉务》篇叙事时还注意进行形象生动的描写,第三段对梁士大夫“褒衣博带”、“肤脆骨柔”的刻画,入木三分,相当精彩;建康令王复见马嘶而震慑,以至强指为虎,虽是极端的例子,逗人发笑,但仍给人以真实感,有说服力。这些描写,淡淡几笔,就勾勒出一幅梁代士大夫生活和精神风貌的图像。如果说,读古人家训,不能不读《颜氏家训》,那么读《颜氏家训》就不能不读《涉务》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