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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旗 > 武侠修真 > 侠影美颜 > 第51章 前出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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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出师表

作者:【三国】诸葛亮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1],今天下三分,益州[2]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3],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4],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5]。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6],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7],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8]。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9]。侍中、尚书、长史、参军[10],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11],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12]!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13]。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14]。今南方已定[15],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16],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之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17],臣不胜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注释:

[1]先帝:蜀汉先主刘备。备于吴蜀夷陵之战大败后的次年章武三年(223)病死,年六十三岁。旧时称皇帝之死为“崩”或“殂”(cu)、“殂落”。[2]益州:汉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此指蜀汉疆域,相当于今四川、云南和贵州一部分。[3]引喻:称引和比喻。失义:失却义理。此指说话不合道理。[4]宫中府中:后主建兴元年(223)命诸葛亮开府治事(《华阳国志》定为建兴二年事),自辟僚属。宫中,指侍奉皇帝的官员。府中,指丞相府的属官。[5]陟(zhi至):升官。臧:善。否(pi匹):恶。异同:偏义复词,侧重于“异”。[6]“侍中”句:侍中、侍郎,皆为皇帝的侍从官。郭攸之,字演长,南阳(今属河南)人,当时任侍中。附见于《三国志·蜀志·董允传》。裴松之注引《楚国先贤传》谓郭“以器业知名于时”。费祎(yi衣),字文伟,江夏{鄳}(méng萌,故城在今河南罗山县西)人,当时任侍中。《蜀志》有传。董允:字休昭,南郡枝江(今属湖北)人,当时任黄门侍郎。《蜀志》有传。[7]向宠:襄阳宜城(今属湖北)人。刘备时为牙门将。夷陵之战失败,唯向宠所部独无损失,故刘备称之曰“能”。《蜀志》有传,附《向朗传》后。淑均:良善公正。[8]督:中部督,掌管禁卫军。[9]桓:后汉桓帝刘志(147—167年在位)。灵:灵帝刘宏(168—189年在位)。桓帝先信任外戚梁冀,后又宠信宦官,下诏逮捕反对宦官的李膺等二百余人,兴起党锢之祸。灵帝即位,宦官继续专政,党锢之祸复起,朝政腐败,导致黄巾大起义。[10]侍中、尚书、长史、参军:侍中,指郭攸之、费祎。尚书,协助皇帝处理政事的官员,指陈震。震字孝起,南阳人,建兴三年拜尚书。《蜀志》有传。长史,主管丞相府文书簿籍的属官,指张裔。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此时以射声校尉领留府长史。《蜀志》有传。参军,丞相府属官,指蒋琬。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今属湖南)人,建兴元年迁参军,此时与长史张裔统留府事。《蜀志》有传。[11]布衣:平民。躬耕于南阳:诸葛亮在襄阳城西二十里之隆中亲自耕种以待时,襄阳时属南阳郡。[12]“后值倾覆”四句:倾覆,指建安十三年(208),刘备在当阳长坂被曹操击溃,逃奔夏口(今湖北武汉)。后派诸葛亮赴东吴与孙权约,共御曹操,败操于赤壁。自“倾覆”至此上表之建兴五年整二十年;从建安十二年三顾草庐算起,为二十一年。[13]“临崩”句:章武三年春,刘备于永安(白帝城,今四川奉节)病危,召诸葛亮于成都,托以后事。[14]泸:泸水,今金沙江。不毛:未经开发的地方。“毛”指五谷及其他农作物。南方酷热,五月渡泸,极言其艰苦。[15]南方已定:蜀后主建兴元年,云南地区越巂郡高定元、益州郡雍闿(后为孟获)、牂柯郡朱褒等发动变乱,诸葛亮以新遭先主之丧,未便用兵。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16]中原:指曹魏。[17]先帝遗诏:《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载先主遗诏付后主,中有“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语。

赏析:

诸葛亮并不是一个文学家,而所着《出师表》却成为千古传诵的文学名篇。诚如宋代大文豪苏轼所说:“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开物成务之姿,综练名实之意,自见于言语。至《出师表》,简而尽,直而不肆,大哉言乎,与《伊训》、《说命》相表里,非秦汉以来以事君为悦者所能至也。”(见《乐全先生文集叙》)一篇不到八百字的短文,看似平实无奇,竟受到后人如此高度的赞扬,其原因何在呢?

无庸讳言,封建社会里的士大夫们看重《出师表》,自有其政治标准。他们往往着眼于文中表露的忠君思想,予以突出的鼓吹,藉以树立他们心目中的道德人伦的规范,是我们所不取的。但撇开这一层,我们仍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篇耐人咀嚼的好文章,有其自身不可磨灭的价值。它的特点可以用“理周情切,志尽文畅”八个字加以概括。

所谓理周,并非指文中讲了许多道理,而是说文章的立论很切合实际,针对性强,一字一句都落到实处,不作空泛之议,因而所讲的道理就显得有说服力,逻辑谨严,充分体现了政治家的优良文风。

此文写于后主建兴五年(227)诸葛亮率师北伐中原之际,而作者却把笔墨集中在修明内政这一点上。前半对后主进谏,直接谈朝政问题,后半自己述志,亦是落脚到劝刘禅“咨诹善道,察纳雅言”上来。为什么这样写呢?因为北伐曹魏、统一天下,是蜀汉建国以来的既定方针,而为了争取北伐的胜利,事前也作了一系列准备工作。这些都是本已明了的事,不必赘言。诸葛亮放心不下的,是他率领大军出征后的国内政治。他考虑到,只有把内部政局稳定下来,才能有巩固的后方,也才能为前线军事斗争提供可靠的保证。这就是为什么他在临行前呈上的《出师表》里,反复叮咛修明内政,而无一字涉及军事方略的缘故。于此亦可见出文章的有为而发,不尚空言。

再来看修明内政的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这一问题的提出,离不开整个国家所面临的形势与任务。文章开宗明义指出:蜀汉先帝刘备开创的事业并未成就,天下仍处在分裂割据之中,而蜀国自身由于连年战争,国力疲弊,确实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这一起,起得突兀有力,好比在人背上猛击一掌,令人警醒,从而正视眼前的危机。这样,修明内政才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那么,情况是否一团乌糟呢?也不然。文章在“然”字下笔锋一转,列举“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说明文臣武将都还追念先帝的恩遇,忠心耿耿地为国效力,上下协同,人心可用,这是蜀国当前拥有的最大的资本,也是修明内政的可行性所在。有了必要,又有了可能,改良政事势在必行;而根据蜀国物力贫乏、士气有余的特点,这一努力自宜着眼于进一步调动人的积极性,所以文章接下来用正反对举的形式提出劝谏时,便把注意力放到“恢宏志士之气”、开通“忠谏之路”上面来,是完全顺理成章的。开首这一节话语不多,而能从大形势的分析导引出修明内政的要求,真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概。

至于修明内政的具体措施,作者也说得很实在。一是内廷(宫中)与外廷(府中)须一视同仁,不能刑赏偏私、内外异法。史称刘禅嬖昵小人,听用宦官,可见诸葛亮的这一劝谏并非无的放矢。二是推举郭攸之、费祎、董允等贤臣主持朝中政事,又荐任将军向宠掌管卫戍营队,后方的军、政大权交付在可靠的人手里,国事就不致发生紊乱。三是以先前汉的兴隆与后来汉的倾败为鉴戒,规劝后主要“亲贤臣,远小人”,信用眼下任职的一批贞良死节之士,才有可能实现兴复汉室、一统天下的大计。几点建议都很具体着实,可以施行,而且围绕着一个中心,便是“亲贤臣,远小人”,不仅体现了诸葛亮关于修明内政、恢宏士气的主张,亦且切中后主刘禅自身的弱点,有鲜明的针对性和切实的指导性。这些都显示了文章议事落到实处而产生的巨大逻辑力量,确实当得起苏轼所谓“开物成务”、“综练名实”的赞誉。

把道理说透,是一篇议论文的基本要求,但光能以理喻人,不能以情动人,仍不算上乘文字。诸葛亮早岁得到刘备知遇,后又受命托孤,辅佐刘禅,他同蜀汉两代君主之间的情谊非比一般,因而在远行告别时的进言中,自然饱和着感情色彩,读来特别感人。

文章的感情因素,较多地集中在后半部分,即作者述志之中。自“臣本布衣”以下,诸葛亮对个人一生的行事,作了简略的回顾。三顾茅庐,临危受命,突出刘备对自己的殊识;而平定南方,北伐中原,则表明自己对蜀汉政权的尽忠。这些情事的叙述,由于一一发自肺腑,尽管只是平平实实道来,自有一种动人心弦的力量。而反思创业之艰难,继成之不易,重提兴复之大业,君臣之职分,除了表白自己竭诚图报的心意外,同时也起着激励后主为光大先帝遗业而勤心国事的作用。本文这种披肝沥胆、痛切陈情的作风,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屈原所写的《离骚》,尽管它们在表现形式上差别悬殊。清人丘维屏以“明白剀切中百转千回,尽去《离骚》幽隐诡幻之迹而得其情”来评说本文,是切中肯綮的。

当然,感情的表露并不局限于文章的后半。如一开头两句“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就有“百感交集”之慨。全文凡十三处提到“先帝”,时时不忘先帝的遗业、遗德、遗言、遗诏,足见情深志笃。而反复使用“宜”、“不宜”、“诚宜”字样,亦显示出叮咛周至、不厌其烦的心意。清浦起龙说:“伊尹频称先王,武乡频引先帝,其圣贤气象兼骨肉恩情,似老家人出外,丁宁幼主人,言言声泪兼并。”(《古文眉诠》卷三十七)确能捕捉住文章的神气。

说理与陈情的完美结合,理周而又情切,便产生了本文在表情达意上的能尽、能畅的功能,形成质朴无华、明白透彻的语言风格。《文心雕龙·章表》篇在列举章表这类文体的典范作品时,曾以“志尽文畅”四个字来形容本文的特点,并以之与孔融《荐祢衡表》的“气扬采飞”相对照,认为它们“虽华实异旨,并表之英也”。可见在章表这类文体中,《出师表》属于质直明畅而较少修饰的一路,诵读全文当可自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文章绝无文采。由于语言自然气势的作用,文中出现了不少排偶句,如“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以及“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等,增强了文章的感情色彩。至于一些词语的组合,如“妄自菲薄”、“引喻失义”、“陟罚臧否”、“作奸犯科”、“裨补阙漏”、“斟酌损益”等,也往往能在简练的形式中得到鲜明、生动的表达效果,有的还流衍为成语、格言。但这类藻采主要来自自然语势,而非出于人工矫饰,所以并不给人以工巧琢炼或矜才使气的感觉,也并不损害文章质直明畅的整体风格。看来,苏轼所说的“简而尽,直而不肆”是能够把握住分寸的。

政治家的文章需要有政治家的风度,以今天的眼光来品味诸葛亮的《出师表》,似乎可以着重从这个角度加以领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