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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旗 > 武侠修真 > 侠影美颜 > 第66章 典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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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论·论文

作者:【三国】曹丕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1]。”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2]孔融文举,广陵[3]陈琳孔璋,山阳[4]王粲仲宣,北海[5]徐干伟长,陈留[6]阮瑀元瑜,汝南[7]应玚德琏,东平[8]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9]。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10],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11]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12],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13]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14];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15],周旦显而制《礼》[16],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17]思。

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干着《论》[18],成一家言。

注释:

[1]下笔不能自休:下笔没完没了。这是笑其为文冗长,缺少剪裁。[2]鲁国:在今山东西南部。[3]广陵:今江苏省江都县。[4]山阳:今山东省邹县。[5]北海:今山东省寿光县。[6]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县。[7]汝南:今河南省汝南县。[8]东平:今山东省原东平县。[9]“咸以”二句:意即谓他们都能各逞其才,各不相让。[10]齐气:古代齐国其俗文体舒缓,言徐干为文亦染有这种地方习气。[11]张、蔡:东汉张衡、蔡邕。[12]理不胜辞:指词美而理不足。[13]扬、班:汉代扬雄、班固。[14]检:法度。[15]西伯幽而演《易》:相传周文王姬昌被纣拘于羑里,因推演《易》象而成书。西伯,谓西方诸侯之长。纣尝赐文王弓矢斧钺,使得专征伐,为西伯。[16]周旦显而制《礼》:姬诵即位为周成王,年幼而由叔父周公姬旦摄政。相传周公曾依据周的官制而作《周礼》。但据后人考证,《周易》与《周礼》的成书,大致都要在春秋末期和战国年间。[17]加:转移。[18]着《论》:徐干有《中论》二十二篇,今存二十篇。

赏析:

《典论·论文》是曹丕的专着《典论》中的一篇。《典论》一书,据《隋书·经籍志》着录,共有五卷。《魏志》载明帝太和四年(230)二月戊子,曾将它刻石立于庙门之外和太学,凡六碑。清严可均《全三国文》考证:“唐时石本亡,至宋而写本亦亡。”只有《自叙》见载于裴松之注,《论文》见收于《文选》而能完好无缺。又据《艺文类聚》卷十六《赞述太子表》,知成书尚在为太子时。又观《论文》中有“融等已逝”的话,可见成书已在汉献帝建安末期。然而这时事实上曹丕的文学时代已经开始了。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曾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那么,曹丕写的《典论·论文》,可以说是文学自觉时代中文学批评的自觉表现了。

在这以前的文学批评,最早的只有片言只语,如《论语》中孔子的论诗。稍后,或则裒辑成篇,如卫宏的《毛诗序》;或则限于一篇一书,如班固的《离骚序》、王逸的《楚辞章句》诸序等。而能较广泛地对当时的作家做出比较评论的,不能不推曹丕这一篇为最早了。

这篇“自觉的”批评中涉及了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大都是“自觉”而得的,如文人相轻、贵远贱近、审己度人、体裁不能兼善、七子评价、文章本末、文章功用以及怎样来完成千载之功等问题。文章不长,但涉及的问题却很广泛。那么,其中究竟哪个问题才是主要的呢?

对此,古往今来,论者往往各取所需,各有所得。其中最能一语破的的莫过于五臣中的吕向了,他说:“有此篇,论文章之体也。”

什么才是文章之体呢?按照曹丕的看法,这“体”字似乎包含有本末两层意思。他以为:“夫文本同而末异”。“本”即是指“体气”。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这是分而言之,为“主”即是为“本”。又说:“孔融体气高妙”。这是合而言之。以气和体气论文,即创于曹丕,指的当是作家特有的风格表现。这种风格表现,于社会习尚、师承关系及作家的个人素质都有一定的关系。从他所说“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看来,则似以素质为其主要一面。

“末”即是指体裁。体裁之异即在:“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诗教上》曾说:“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这些不同的体裁,经过两汉的繁荣与发展,经曹丕提供了大量观摩比较的实例,使他对它们各自的规律有了较多的认识和体会,为他的“四科八体”说的提出创造了条件。就当时的时代水平来说,在体裁特征的艺术把握上,曹丕的这篇文章,已可说是独具只眼的概括总结了。

曹丕看来,知道了“本”和“末”的异同,自然就能审己度人,可以克服自古以来“文人相轻”的恶习,也自然能对当代作家的长短作出恰当和公正的评论了。他所评论的与他同时的“建安七子”,总的来说,是“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的。这就是说,他们都同样有学问,有创造才能。而且“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但这是不是说他们之间只是各有短长,不能轩轾呢?表面上看来,好像的确是如此,可是如果我们稍稍用心推敲一番,就会觉得这里面大有玩味之处了。

有部中国文学批评史说曹丕独重徐干之文,对孔融则说他“‘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不免有些微词了”,似乎把孔融贬得最低。是不是如此呢?细按一番,恰好与此相反:在七子中,他对孔融的评价最高;其器重徐干,却有着另外的原因。

先说孔融。要知道曹丕是主张“文以气为主”的。在论气中,徐干则“时有齐气”;应玚则“和而不壮”,刘桢则“壮而不密”;《与吴质书》中又说:“公干时有逸气,但未遒耳。”王粲呢?同书中曾“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论这些人的体气,都有不足之处;而唯独对于孔融,说他“体气高妙”。试问还有哪个褒词的分量能及得上“高妙”这个词!何况曹丕在将七子中的一些人与古人相比时,于王粲和徐干,只说他们写得好的辞赋“虽张、蔡不过也”;而于孔融,则称他“及其所善,扬、班俦也”。我们知道,在古人的心目中,张衡和蔡邕,在文学史的地位上,一般是及不上扬雄和班固的。从曹丕的比拟里,我们就很清楚他的尺度了。再从《后汉书·孔融传》中“魏文帝深好融文辞”,“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等语,更可得一佐证。由此可见,曹丕说孔融“不能持论”,不过是指其于“末”之不能兼善,而比之王粲、徐干之只擅词赋,“然于他文,未能称是”;比之陈琳、阮瑀之只有章表书记为隽;则孔融之兼善者还是较多的。这样看来,怎能说曹丕对孔融独有“微词”呢!

再说徐干。《典论·论文》末尾特别提了他一句,在《与吴质书》中,议论得尤多:“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着《中论》二十余篇……此子为不朽矣。”由此则可以看出,曹丕对当时一般的“文人无行”颇感不满(在这一点上他可没有“审己度人”),而认为徐干的人品却是值得赞美的。对于他的立言有所成就尤为敬慕。我们知道,处于社会动乱,经学衰微的魏晋之际,要想立言以成一家之说的风气是非常盛行的。曹丕于此一直心向往之,故于徐干的《中论》,一提再提。也正是这种心情,促成了他自己的《典论》之作,而这与他从“文以气为主”的艺术角度来评价徐干的文章是不相干的。有些人把这两相混淆起来,于是产生了以为曹丕对徐干艺术评价最高的错觉,而忘记了《典论·论文》早就说徐干和王粲于词赋外,他文皆“未能称是”这一主要的论断了。

从曹丕的论“体”里,我们可以理解到,他所说的雅、理、实、丽等,都是体裁的特定要求;他所说的清、浊、和、壮、密和高妙等,都是指的体气之性。其中,清和浊是先天素质所形成;和与壮,则既有先天又有后天的成分在。齐气和不密、未遒等,则又后天重于先天,即可以通过努力逐步加以克服的。正因如此,壮而不密的刘桢要比和而不壮的应玚为优;具有齐气的徐干亦得与体弱的王粲相匹。正是这种先天和后天,体气和体裁的彼此交相影响,就形成了文人创作的各有偏至的特色。

《典论·论文》之论,由人及文,因为文是人的创作;由末及本,因为本唯由末以得见。由此再及于文之用。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有不少人说,曹丕论文章之用,也不过是从《左传》“三不朽”中“立言不朽”的命题引申来的,其中并没有多大新意,这大概算不了什么“自觉”吧?诚然,在春秋以后,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也提到“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思垂空文以自见”,但都没有像曹丕那样把被扬雄说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词赋,也列入“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中,这难道不算是一种大胆的突破吗?

近代章炳麟《国故论衡》中有一篇《论式》,谓魏、晋之文:“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采色)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从《典论·论文》的结构、层次和表现艺术来看,它既不晦涩难明,又不浮泛词费,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而且又能说得很有分寸,说得美好,诚有如章氏之所言。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知道“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道理后,是否“文人相轻”的习气,就可完全改变过来了呢?那又未免把这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在曹丕那个时代,也许可以这么说,可是后来当知这里面还有许多曲折和复杂的因素,诸如社会方面的派别问题、文艺思潮、人生观、世界观、艺术观、个人爱好等等,都会有很大的关系。这是知人论世者不能不加以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