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颂
作者:【唐】韩愈
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崪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
当殷之亡,周之兴,微子[1]贤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2]圣也,从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齐[3]者,乃独以为不可。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由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今世之所谓士者,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馀;一凡人沮之,则自以为不足。彼独非圣人,而自是如此。夫圣人[4]乃万世之标准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虽然,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
注释:
[1]微子:殷纣王庶兄,名启。数谏纣不听,去国。周武王灭商,他称臣于周。后封于宋,为宋国始祖。[2]武王:周武王。周文王子,名发。起兵伐纣,灭商,建立周王朝。周公:姬旦。周文王子,辅助武王灭纣,建立周王朝,封于鲁。武王死,成王幼,周公摄政。曾东征平武庚、管叔、蔡叔。相传周代礼乐制度均为他所制订。[3]叔齐:商末孤竹君的次子,伯夷弟。[4]圣人:指周武王、周公。
赏析:
韩文重情,这篇《伯夷颂》称许“信道笃”“自知明”为特立独行,强调人自身的品格素养,与殷、周之际的历史是非并无特别的同步性。
首先,确立标准。“特立”“独行”意思相近。独特的建树,超凡的品行,是士人最看重的人格因素。“特立独行”就是行为合乎社会准则,不顾及世俗人情之是非,信道诚笃而又有自知之明。从行文上说,“士之特立独行”与“适于义而已”两句承顺衔接,气势通贯,而“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三句显然是倒置。将“皆豪杰之士”嵌置在“不顾人之是非”与“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之间,使本来一气畅通的句式造成一个暂时的节制,这个节制形成的顿挫,为下文的一气奔放做好了准备。其次,这个行文上的顿挫,又使“不顾人之是非”“信道笃而自知明”两句特别引人注目,突出了“特立独行”的实在性,为下文的伯夷出场做了意蕴上的铺垫。随后,作者用三个句式相似的层递句,层层逼进,由一家非之、一国一州非之进而为举世非之,将特立独行的信道笃而自知明的杰出人物推至“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的巅峰。行文至此,似乎文意已足,文气已极,但是,韩愈却能妙手回春,更翻一层,将伯夷“不顾人之是非”翻到“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的九十九重天。翻上了高度,立即紧扣题旨“颂”,用排比句横向展开,一则将伯夷“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的特立独行强化,二则将伯夷的特立独行情化,两者的目的合而为一——颂伯夷:“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崪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由开头确立理性标准到引出本文的核心人物,再到三颂伯夷的“特立独行”的明、高、大,从正面将伯夷的特立独行展示在读者面前。
其次,进行比较。微子和伯夷同是殷末周初的人,并且微子还是殷的宗室、帝乙的长子、纣王的庶兄。作者以“抱祭器而去之”一句,点明他在周灭殷过程中的态度。韩愈以为,微子虽然被称为贤者,但是他躲避祸乱,不言是非,称不上信道笃、自知明,更不能算是特立独行之士。司马迁《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述微子后来被周封于宋,而子孙绵延。避祸为后来和周合作作好了政治准备。其命意大约也与韩愈相似。不过从论证问题的角度看,以微子与伯夷相比,两者都是“个体”,以“个别”比“个别”,在逻辑上容易陷入片面性。为了突出伯夷的“特立独行”,还必须将伯夷的“个别”和殷、周交替之际的贤人(“一般”)相比较。“从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也”,正是起着这个作用。天下贤人、诸侯皆从武王周公攻殷,而伯夷、叔齐却以为不可,这才真正显示出伯夷、叔齐的“不顾人之是非”和“信道笃而自知明”的豪杰性格和“适于义”的情怀。据《史记》记载,伯夷、叔齐原是周的属臣,武王伐纣时,曾叩马而谏,说周武王父死不葬,急于战事,不孝;周是殷的属臣,以臣讨君,不仁。周胜殷败之后,义不食周粟,在首阳山采薇而食,终至饿死。在韩愈看来,微子先谏于殷,不听而去,是“顾是非”,不是“特立独行”;周胜从周,也是“顾是非”,不是“特立独行”,皆未曾做到“信道笃而自知明”。同理,天下贤人、诸侯皆从周伐殷,也不是具备“特立独行”“信道笃而自知明”的人物,只有伯夷,笃信仁孝之道,敢于叩马而谏,具备“自知之明”,故周胜后义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凡此种种,说明伯夷是不以时人之是非为是非,不以贤人之是非为是非,不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的“特立独行”之士,将上文的“日月不足为明”“泰山不足为高”“天地不足为容”作了事实上的论证,使题目中的“颂”具有实际的社会价值。
最后,议论时人。韩文尚奇,布局常出奇制胜。为了以伯夷“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的高标绝韵为准的,先以当时之人以一人称誉为“有馀”,一人贬之为“不足”,媚俗从众做铺垫,缀以“彼独非圣人,而自是如此”。“彼”是指伯夷。在行文上,“今世之所谓士”将伯夷托上高峰,而“夫圣人乃万世之标准”,反弹一句,峭拔至九十九重天之上。回应前文,强调全文的主旨之后,突然以“虽然”二字,引出“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的警世之论。“图穷而匕首见”,至此,才揭示颂伯夷而诛“乱臣贼子”的真意。韩愈之世,藩镇为患,朝廷大臣或依负幽隐,作恶猖狂,斥乱臣贼子是韩愈一贯主张。励士人处乱世而不乱,一则应有“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的勇气,二则需要“信道笃而自知明”的品格。
人或以周伐殷是合乎历史的需要,颂伯夷有背历史趋势,是着眼于政治。而韩愈着眼于人格素质,在文章中反复强调“特立独行”“信道笃”。不过,两者都是从各自的时代需要着眼,似可两说并存,不必加以轩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