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记
作者:【唐】柳宗元
自渴[1]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桥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渠之广,或咫尺,或倍尺,其长可十许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逾石而往有石泓[2],昌蒲被之,青藓环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潭幅员减百尺,清深多{鯈}鱼。又北曲行纡馀,睨若无穷,然卒入于渴。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3],可列坐而庥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
予从州牧得之,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4]而盈。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遗之其人,书之其阳,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
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5]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逾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于是始穷也。
注释:
[1]渴:指袁家渴。作者《袁家渴记》云:“楚越之间方言,谓水之支流为渴。”[2]石泓(hong红):凹石积水而形成的小潭。[3]箭:小竹。[4]酾(shi尸):分流,疏导。[5]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元和为唐宪宗的年号。蠲(juān涓):清洁。
赏析:
这是《永州八记》的第六篇。
本文作于柳宗元谪居永州的第七年(元和七年,公元812年)。作品以游览山溪小潭为主线,事中见意,处处流露出放逐投荒的身世之慨和怀抱难伸的不平之鸣。
第一段是记游。因作者随行随游,随览随记,看似平淡自如,随心所欲,却笔趣横生,天然妙合之中现出无限的精致。文章起笔先写石渠,水鸣幽幽,忽大忽细,石渠虽然小得不起眼,其特征却十分鲜明。水流潜过大石,便注入石泓,昌蒲、青藓,衬出石泓的清澄凛冽,较之石渠,风趣全异。水入石潭,顿然开朗,水面之阔,水底之深,别有一番气势。别石潭而北行,曲折迂回,又回到了袁家渴。这一路风景中,作者以石渠石泓石潭作为重点描写,以水流作为中心贯穿,而一路之上其他的风物,仅以“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一笔扫过,轻重有致,重点突出。而石渠石泓石潭又各有特色,绝不雷同,石渠之幽,石泓之清,石潭之阔,都非常富有个性。作者抓住特征,动静交错,蝉联成篇,俨然是一首优美的风光小诗。作品在结构安排上,以水流为线索,由“西南行”转“西行”,又“北曲行纡馀”,一圈下来,又回到起点。这样安排,行有其始,回有其归,显得完整而又紧凑,首尾衔接,暗中呼应。“风摇其巅”四句,是作者的神来之笔。作者坐歇于诡石怪木之间,一阵山风吹过,崖谷中树声骤起,有琴韵之美听。随声转目视之,见树已归静,而崖谷中的回声却一波一波地转向了远处。这种情景易于感受,却难于表达,柳宗元用短短十六个字,写尽了它的神韵,足见其笔力之强。
如果仅仅以表现手段和描写能力见长,那还算不上是文学的上品,只有将作者自己的感情、气质、品格和哲思,都无间地融入描写对象之中,作品才有可能获得永恒的艺术生命力。在《石渠记》中,风光景物的描写仅仅是文章的表层,作者借物写怀,以景序志,真正的主角则是埋藏于作品深层的身世之慨和悲凉之情。细读《石渠记》,作者笔下的泉、渠、石、流、泓、潭都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征:它们都显得蜿蜒纡曲,坎坷艰难,清幽孤寂。无论是有意寓情于景,或是出自无意之笔,均与作者的身世坎坷和此时此地的境遇情怀有着密切的吻合。泉之声“乍大乍细”,“渠之广”或狭或宽,刚流“十许步”,便受阻于大石而“伏出其下”,入石泓后“又折西行”,复“陷岩石下,北堕小潭”,“又北曲行纡馀,睨若无穷”,这短短的历程显得何等的艰难曲折啊!“零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别舍弟宗一》)一切景语皆情语。有此遭遇,便有此情怀;有此情语,便有此景语。在文中,石渠和作者自身,已达到难解难分的高度交融,山水草木,皆已染上了作者的喜怒哀乐。柳宗元在元和四年《与李翰林建书》中曾对这一情形作了确切的说明:“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时到幽树好石,{蹔}得一笑,已复不乐。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负墙搔摩,伸展支体。当此之时,亦以为适。然顾地窥天,不过寻丈,终不得出,岂复能久为舒畅哉!”
但是,作者的性格深处,并没有被这些磨难轻易地击垮,作品强烈地表现了作者不屈从于“翳朽”的抗争意识,以及抑丑恶、扬美善的正义感。石渠微流,本来就已曲折纡余,历尽磨难,然而土石壅塞,荆棘丛生,枯枝遍地,更使渠水滞涩不畅。在这“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永州韦使君新堂记》)的环境中,作者亲自动手,“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而盈”,扫除令人憎恶的障蔽之物,还山水的自然本色美。作者的爱憎之情,借草木山水而发,表现了他忧郁中不绝望,重压下不易辙的难能可贵的高尚品格。
作品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主旨,那就是为埋没无闻的自然山水鸣不平。作者有感于永州山水的沉埋不遇,叹惜之情,溢于言表,故撰文刻石,以昭示后世之知音。山水有佳境,却无闻于世上;而人间之英才,沉埋无闻之余,更兼遭遇扼杀和迫害。作品更深沉的浩叹,正在于此。明代文学家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中指出:“愚窃谓公与山川两相遭,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以搜岩穴之奇;非岩穴之怪且幽,亦无以发子厚之文。……抑可见天地内不特遗才而不得试,当并有名山绝壑,而不得自炫其奇于骚人墨客之文者,可胜道哉!”这个“两相遭”说得很中肯綮,只有柳宗元的身世遭际,才有可能倾心于石渠幽景;也只有永州的无名胜境,才有可能激发出作者如此强烈的共鸣。所以说,《石渠记》既写了石渠,也写了人:石渠就是作者,作者就是石渠,妙在似与不似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