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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旗 > 武侠修真 > 侠影美颜 > 第22章 【宋】苏轼《灵壁张氏园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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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宋】苏轼《灵壁张氏园亭记》

灵壁张氏园亭记

作者:【宋】苏轼

道京师而东,水浮浊流,陆走黄尘,陂田苍莽,行者倦厌。凡八百里,始得灵壁张氏之园于汴之阳[1]。其外修竹森然以高,乔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馀浸以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为岩阜,蒲苇莲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桧柏,有山林之气;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态;华堂厦屋,有吴蜀之巧。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果蔬可以饱邻里,鱼鳖笋茹可以馈四方之宾客。余自彭城移守吴兴,由宋[2]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舆叩门,见张氏之子硕。硕求余文以记之。

维张氏世有显人,自其伯父殿中君,与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灵壁,而为此园,作兰皋之亭以养其亲。其后出仕于朝,名闻一时,推其馀力,日增治之,于今五十馀年矣。其木皆十围,岸谷隐然。凡园之百物,无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

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譬之饮食,适于饥饱而已。然士罕能蹈其义、赴其节。处者安于故而难出,出者狃于利而忘返。于是有违亲绝俗之讥,怀禄苟安之弊。今张氏之先君,所以为其子孙之计虑者远且周,是故筑室艺园于汴、泗[3]之间,舟车冠盖之冲,凡朝夕之奉,燕游之乐,不求而足。使其子孙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于以养生治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故其子孙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称,处者皆有节士廉退之行。盖其先君子之泽也。

余为彭城二年,乐其土风。将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厌也,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灵壁,鸡犬之声相闻,幅巾杖屦,岁时往来于张氏之园,以与其子孙游,将必有日矣。

元丰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记。

注释:

[1]灵壁:本秦符离县地。汉属沛郡。隋属徐州。唐时降为灵壁镇。《元和郡县图志》卷九《河南道》五《符离县》:“灵壁故城,在县东北九十里。”宋哲宗元佑七年改为县。今属安徽省。汴之阳:汴水北岸。汴水上流受黄河水,隋朝之后其故道由旧郑州、开封至商丘,改东南流经灵壁、泗县入淮河。北宋漕运江淮湖浙的粮粟入京师,皆由此道。故文中称张氏园亭地处“舟车冠盖之冲”。[2]宋:宋州,北宋升为南京应天府,治所在今河南商丘。苏轼罢徐州任,至此病留半月,转水路赴湖州。[3]泗:泗水,发源于今山东泗水县东蒙山南麓,流经曲阜、徐州。宋熙宁中黄河改道流向东南,于徐州合泗水入淮河。

赏析:

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遭到排斥,自请外放,由开封府推官通判杭州。不久徙知密州,又徙知徐州、湖州。本文就是苏轼于神宗元丰二年(1079),由商丘循汴河赴湖州任途中,经过灵壁张氏园亭,应张硕之请而作的一篇记文。

这里记的是一座私家庄园。通过记述这座庄园的地理位置、景物、规模、用处及其建筑始末,苏轼生发一通议论,以别抒怀抱。自“古之君子”以下,则是全文的重心所在。

这个重心即是围绕“不必仕,不必不仕”这一命题所进行的探讨,及其所作出的抉择。

仕与隐,是古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人生首要课题,从而也构成了古典诗文中的永恒主题之一。苏轼提出“不必仕”,是因为他认为“必仕则忘其身”。一个人如果一心追求功名爵禄,不顾政局的好坏、执政者是否贤明,就会入迷途而不知返,临危境而不知止,必然招来杀身之祸。此之谓“忘其身”。苏轼提出“不必不仕”,是因为他认为“必不仕则忘其君”。一个人如果永远优游燕息于山林风月之中,固然可以全身远祸,陶情怡性,但却丢开了为君主效力的义务,没有负起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此之谓“忘其君”。而在苏轼看来,一般的知识分子恰恰好走这两个极端。后者招来“违亲绝俗”的非议,前者又犯了“怀禄苟安”的毛病。苏轼自己的主张则是“蹈其义”,“赴其节”,“养生治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他打了个奇妙的比喻:譬如人的饮食,饥渴的时候,就应吃喝;吃饱喝足,就应当停止。说到底,他还是主张出仕的,只是在仕途中不要沉迷,应当临危即止,急流勇退。

这流露了苏轼在辗转流徙的仕宦生涯中的典型心态。一方面,他认为自己多年的入仕从政,已经尽到了自己对君主效力的义务;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因自己与执政者的政见不合,而遭到进一步的迫害,因此产生了急流勇退的想法。他力图对这两方面都作出合理的解释,以维系其精神的平衡,摆脱仕宦不遇的烦恼和痛苦。

鉴于以上心态,苏轼从张氏园亭受到启发。他认为这种“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的庄园,既是出仕的根据地,又是退隐的避风港。出仕,有庄园的物产可以养其亲,为行义求志解除后顾之忧;退隐,也不但有庄园的物产可以养其老,更有山林景致可以怡其性,为全身远祸找到一块理想的乐土。苏轼还认为,建筑这样的庄园不仅是为个人计,而且也是为子孙计。所以在文章的最后一段,他表示相中了徐州:一是这地方的地理位置、物产风景及民风民俗好;二是这地方的百姓对自己有感情。他想在徐州构置一座庄园,与张氏庄园南北相望,以便退隐之后在这里养老,且时与张氏子孙往来游乐。文章以此作结,表现了苏轼趋归隐逸的思想。

从不久苏轼在湖州知州任上发生“乌台诗案”,遭到下狱陷害来看,他在本文中流露的急流勇退的想法并非没有根据,也不是出于一时之兴,他在离徐州赴南京时写给苏辙的诗中就说过“归耕何时决,田舍我已卜”,“逝将解簪绂,卖剑买牛具”了。

为充分表达文章的重心,文章的开头就不能不详细描述张氏园亭的地理位置、环境风貌、景物构筑、物产养植,以突现“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的作用,及张氏先人构筑此园亭的远见卓识和泽及子孙的功德。这些内容越是写得充分,作者最后“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的构想才更有基础,更显得合理。同时,也满足了张硕要求作者向世人介绍其园亭之美,及其先人功德的愿望。

形式上,文章熔记叙、描写、议论、抒情于一炉,特别表现出苏文惯有的善于理性思辨的特长。议论风生,长短句式的相互搭配,间以一连串的对偶句式的穿插,使行文如行云流水,无风自涌,具有雄辩的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