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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旗 > 武侠修真 > 侠影美颜 > 第26章 【宋】苏轼《答张文潜县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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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宋】苏轼《答张文潜县丞书》

答张文潜县丞书

作者:【宋】苏轼

轼顿首文潜县丞张君足下[1]。久别思仰。到京公私纷然,未暇奉书。忽辱手教,且审起居佳胜,至慰!至慰!惠示文编,三复感叹。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作《黄楼赋》,乃稍自振厉,若欲以警发愦愦者。而或者便谓仆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见吾善者机也[2]。”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3]。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

近见章子厚[4]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变取士法,特未暇耳。议者欲稍复诗赋,立《春秋》学官,甚美。仆老矣,使后生犹得见古人之大全者,正赖黄鲁直、秦少游、晁无咎、陈履常[5]与君等数人耳。如闻君作太学博士,愿益勉之。“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我仪图之,爱莫助之[6]”。此外千万善爱。偶饮卯酒[7],醉。来人求书,不能复覙缕[8]。

注释:

[1]县丞:县令的佐官。当时张耒为咸平(今河南通许县地)县丞。[2]“是殆见吾善者机也”:此句是引用《庄子·应帝王》壶子说的话。“善者机”即生机。[3]王氏:指王安石。[4]章子厚:即章惇。时任知枢密院事。[5]黄鲁直:即黄庭坚。秦少游:即秦观。晁无咎:即晁补之。陈履常:即陈师道。以上四人,并见《宋史·文苑传六》。[6]“德輶如毛”四句:语出《诗·大雅·烝民》:“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我仪图之,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原诗作者尹吉甫是歌颂周宣王能任用仲山甫治国,使国家中兴。輶,轻。仪,宜。我,原指尹吉甫,苏轼用以自喻。苏轼引诗的意思是说,恢复先儒之学,是件大功德,作起来并不难,可一般人却难以胜任,我考虑只有你张耒与黄、晁、秦、陈等人能够胜任。但我老了,已无法帮助你,希望你好自为之。[7]卯酒:即卯时酒,清晨饮的酒。白居易《卯时酒》诗:“未如卯时酒,神速功力倍。”[8]覙(luo罗)缕:详细陈述。

赏析:

张文潜名耒,和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同游苏轼之门,并称“苏门四学士”。这四人的诗文不仅得到苏轼的指点,并且因苏轼的赏识誉扬而名闻天下。但苏轼却不以师长自居,而待四人如友朋。这封书信就充分表现了苏轼善于奖掖后进的精神。

书中首先赞扬了张耒文章的成就。这赞扬是通过高度评价苏辙(子由)的文章造诣来体现的。因为作者先肯定张耒的文章和苏辙的文章十分相似,所以赞扬苏辙也就等于赞扬张耒。而对苏辙的赞扬又是拿苏辙与自己相比来论说的。当时的世俗之士认为苏辙的文章不如苏轼的作得好,而苏轼却自谦地说苏辙实在胜过自己。苏辙文章的长处之所以不被人知,是因为苏辙的为人不愿宣扬自己。而苏辙的文章也就有如他的为人一样——“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这无疑是在告诉张耒,他的文章也达到了这种境界。《宋史·张耒传》载张耒“游学于陈,学官苏辙爱之,因得从轼游。轼亦深知之,称其文汪洋冲澹,有一唱三叹之声”,正是采纳了本文评价苏辙的说法。这对张耒无疑是极大的鼓励。

但作者的深意尚不止于此。他还委婉含蓄地指出,苏辙的文风也不是千篇一律,一成不变的。他的《黄楼赋》就有发聩振聋的雄厉之气。而一些人竟因此赋与自己的文风近似,误以为是由自己代作的,这就特别可笑了。苏轼进而指出,苏辙的《黄楼赋》也不是在模仿自己,而不过是自己好的文章达到了《黄楼赋》的水平罢了。作者这里不单是自谦,且有两层深意:其一,作者主张学无常师,文章也没有什么既定的格式,要按照自己的生活感受来写。《黄楼赋》之所以有雄厉之气,在苏轼看来,正是因为苏辙主观上“欲以警发愦愦者”的结果。这实际是在肯定张耒文章成就的同时,进一步提出更高的要求,希望他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苏轼的这种主张是一贯的。他《自评文》就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他在《答谢民师书》中也称赞谢之诗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其二,与此相联系,苏轼的自谦表现了他不以文章宗师自居的襟怀。尽管苏辙是他的弟弟,但他充分尊重苏辙的创作个性,所以他绝不会代替苏辙作文章。这也等于对张耒说:你虽是我的门生,但我也绝不要求你一味学习模仿我和苏辙,你尽管按照自己的生活体验去创作。这就为下段批判王安石“好使人同己”,“欲以其学同天下”张本。所以,这段内容虽重要,但还不是全文的重心所在。

全文的重心在后两段,中心内容是批判王安石利用手中的权力废止先儒之学,以私家之学取天下士的行为,勉励张耒和其他门生一起为恢复先儒之学,“使后生犹得见古人之大全者”而尽力。

《宋史·王安石传》载:“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本文批判王安石“患在于好使人同己”,“欲以其学同天下”,就是指此而言。苏轼指出,王安石这样做,造成了严重后果:“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作者谴责王安石有背先师孔子的遗则,讥讽其“新义”有如一块盐碱地,只能培植出一片黄茅白苇。

应当指出,王安石的做法虽有片面之处,也因此产生某些流弊,但他不迷信先儒传注,勇于发挥“新义”,也有其可取的一面,而且对促进学术发展也当有一定的积极影响。苏轼(也包括后来的《宋史》作者)对此一概否定,未免偏颇。

但苏轼这样做也有他的目的。这封答书作于元佑元年(即公元1086年。王文诰《苏诗总案》列于上一年即元丰八年底)。是年,哲宗新即位,起用旧党,司马光、章惇等人掌权,苏轼也被召回朝,由礼部郎中迁起居舍人,再迁中书舍人。司马光等废止一切王安石所行之法,其中也包括改变其取士之法,取缔王学;同时酝酿恢复先儒之学,立《春秋》学官。从本文第三段来看,苏轼对司马光等的作法是赞同的。他写这封答书的目的也正是要把这个信息通报给张耒。不仅如此,苏轼当时可能已经向执政者荐举张耒并被采纳了,所以他才能向张耒说:“如闻君作太学博士,愿益勉之。”据《宋史·张耒传》,张耒于县丞任后即“入为太学录”,可见苏轼的话没有落空。

这一年,黄庭坚在朝任校书郎,晁补之为太学正,秦观为太学博士,陈师道也为太学博士,可谓人才济济。苏轼再荐张耒,就是希望他和上述诸人一起承担起恢复先儒之学的重任,彻底结束以王氏经学取士的局面。苏轼认为自己年事已高,未来的事业全靠这批后进去开拓。所以在文章结尾,他特别就此引《诗·大雅·烝民》的句子,勉励劝诫张耒养德自爱,担起重任,足见他对后进的拳拳护持之心。

全文从评为文之术到论治学之德,环环相生,层层深入;赞扬门生,表白自己,则以评苏辙之文为媒介,采用委婉含蓄式;批判王安石以王氏经学取士,则直斥其非,采用直露式;勉励门生,则采用谆谆劝诫式。章法严整,论说得体,表现了苏文多方面的艺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