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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旗 > 武侠修真 > 侠影美颜 > 第29章 【宋】苏轼《留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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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宋】苏轼《留侯论》

留侯论

作者:【宋】苏轼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1]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2],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3],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末可乘[4]。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5]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6]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固圯上之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7]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8]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9]。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馀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10]?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11],不称其志气。而愚以为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注释:

[1]子房受书:见《史记·留侯世家》。[2]以为鬼物:王充《论衡·自然》引人之说云:“或曰:张良游泗水之上,遇黄石公授太公书,盖天佐汉诛秦,故命令神石为鬼书授人。”[3]贲、育:孟贲、夏育,古代勇士。[4]而其末可乘:谓待其力量衰微到极点时始有机会可乘。案:此句一作“而其势未可乘”。连下文博浪一击不中,秦皇大索天下,张良变名姓逃亡之事,理亦可通。[5]伊尹、太公:伊尹,商朝开国功臣。太公,又称太公望,即吕尚,周朝开国功臣。[6]荆轲、聂政:战国时刺客。荆轲曾为燕太子丹刺杀秦王(始皇),未成被杀。聂政曾为严仲子刺杀韩相侠累,事成后毁容自杀。[7]鲜腆:无礼。[8]郑伯:即郑襄公。文中所引楚庄王伐郑事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9]“勾践”三句:《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国被吴国打败后,越王勾践曾和范蠡入官(臣隶)于吴,勾践自请为臣,妻为妾,三年后才被放回越国。他卧薪尝胆,发奋复仇,终于灭了吴国。[10]“当淮阴”数句:《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韩信平齐后,派人见汉王刘邦,求封为假(暂时代理)齐王以镇齐。刘邦大骂韩信。张良、陈平暗中踩刘邦足,附耳告以今局势不利于汉,应善待韩信,以免生变。刘邦顿时醒悟,改口答应,并派张良去立韩信为齐王,征调他的兵攻击项羽。[11]“太史公”二句:见《史记·留侯世家》文末“太史公曰”。

赏析:

这篇议论文论的是张良。它是作者嘉佑六年(1061)正月应制科时所上“进论”之一,作年当在此前。张良,字子房,辅佐刘邦灭秦破项,建立汉朝,封于留(今江苏徐州沛县东南),称留侯。《留侯论》并不全面评论他的生平和功业,而只论述他之所以取得成功的主观方面的根本原因——“能忍”的过人之节。这个问题过去未有人道及,是作者的创见。

开头一段是立论,提出能忍、不能忍这个命题。“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是泛言,举凡忠勇、坚毅等等超乎常人的节操,全都包括在内。以下则扣住《留侯论》本题,加以申说,将“过人之节”具体到“忍”字。说“忍”,又是从“勇”字来说,提出匹夫之勇不算勇,只有“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卒(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也就是说,能忍,才是大勇;而其所以能忍,又是因为抱负甚大,志向甚远的缘故。表面看来,勇和忍似乎是对立的,作者却指出了它们的统一性,充满辩证法,非常精警深刻。这是作者的基本论点,也是全篇的主意。虽然这里并未指名,实际是对张良而言。以下全是对张良的具体论证。

文中举了张良狙击秦王、进履受书、劝说刘邦封韩信为齐王三件事。这三件事表面看来似无关连,但作者却敏锐地看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由此提出了他的独创见解。

第二段先从前两件事说。人们孤立地看圯上老人赠书事,因而把一些神怪传闻当作真实。作者把这件事同张良狙击秦王联系起来,把他为韩报仇不能忍小忿,逞匹夫之勇,与成大事所需要的大忍耐联系起来,指出这是秦时的隐士对张良忍耐心的考验观察,其用意并不在书的授受。指出老人的行动所暗示的,都是圣贤间互相警示劝诫的道理。这几层意思紧密钩连,互为论证,结构非常严密。拂去老人赠书的神奇色彩,关系到基本立论,因为如果这真是神怪的行为而非人事,就无法按常理论之。老人赠书的用意,则是从张良和老人的行动本身这两个方面来论证。从张良讲,他狙击秦王的行动,是“不忍忿忿之心”的表现,这种荆轲、聂政式的刺杀行为,在当秦势方盛时无异于白白送死。老人因为痛惜其才,才“出而试之”,故意用傲慢无礼的举动“无故加之”,极力摧折侮辱他,以磨炼他的性格,“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其“能有所忍”。从老人说,他对张良的一系列折辱举动,显然不是出于无心。当老人故意走到张良跟前堕履又命他取履时,张良“欲殴之”,仍有不能忍之心;因念其年老而下桥取履是“强忍”着,老人岂有不知,故又提出更带侮辱性的要求:替我穿履!张良想,既已为老人取履了,就再替他穿上吧。这“能忍”的程度又进了一步,但老人还要再看看。他以足受履,笑而去,行了里许路,见张良只是目送着他,并无异常的表现,这才再走回来,对张良说:“孺子可教矣!”这就自己道出了有意试察的用心。太史公的笔墨也很传神:写张良“欲殴之”,“强忍”,“业为取履,因履之”,“殊大惊,因目之”,一连串带动作的心理描写把个“忍”字的深化过程刻画得丝丝入扣。随后因“平明”、“鸡鸣”赴约仍然迟到而一再受到怒责,终于以“夜未半”即往,得到老人的首肯,完成了“忍”的磨炼。这给作者取为立论主题提供了材料。如果老人的用意是在赠书,只需将书授与即可;之所以“深折之”,正说明“其意不在书”。“且其意不在书”,而在使其(张良)能忍,二者实为一个意思。清人金圣叹说:“此一句(即“且其意不在书”)乃一篇之头也。”又总评说:“此文得意在‘且其意不在书’一句起,掀翻尽变,如广陵秋涛之排空而起也。”(《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十四)清人沈德潜也说:“‘其意不在书’一语,空际掀翻,如海上潮来,银山蹴起。”(《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二十一)都指出此句是通篇立意的关键。

为了加强说服力,第三段又引史为证,再次申说上段之意。文中先引郑伯能忍而不战退敌,勾践能忍而终灭吴国,以见忍的极端重要性,说明圯上老人何以要“出而试之”。又概述老人“深折”张良的情景,证明他的举动确实是对张良的考察试验。前者是从动机讲,后者是从事实讲,行动的目的则是“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这句系用《论语·卫灵公》“小不忍则乱大谋”语意,即上文所谓“圣贤相与警戒之义”),后来的结果则是使张良达到了“秦皇帝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的境界。

以上都是就张良早年的两件事而言,第四段又举他后来在刘邦项籍斗争中的一个例证以实之。没有这个例证,张良在圯上的表现,可以视为偶然;有了这个例证,上面的论证才开花结果,落到实处。这段的精妙之处在于,作者不是孤立地讲张良,而是联系到刘、项两家的斗争来举例。文中把刘邦之所以胜和项籍之所以败,归结为能忍和不能忍,而以韩信求假封为齐王的事例,把刘邦之能忍归结为系由张良成全,不仅说明了能忍对于张良、对于刘、项的事业的重大意义,还说明了圯上老人的启导所起的巨大作用,大大增强了通篇议论的说服力。末尾以揣度作结,谓子房的状貌也表现出能忍的特征,思致新颖,风调翩翩,余味不尽。

张良一生功业的取得,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能忍起了重要作用,却无疑义,此文扣住能忍、不能忍,反复论说,见解精辟,辞气雄辩。因为始终围绕一个意思说,所以能把问题讲得深透,也能使文章奇正相形,虚实相生,变化无穷。文中论张良的忍,就有正说,有反说,有历史引证,有当代人物作为陪衬,末尾还借司马迁文加以点染,使文章妙趣横生。通篇主意本来是论张良能忍,但大半篇幅(整个二三两大段)又全是讲他不能忍,可以说,通篇结构是用他的先不能忍证出他的其后能忍,可称一奇。明人杨慎《三苏文范》说:“东坡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至其浑浩流转,曲折变化之妙,则无复可以名状,而尤长于陈述叙事。留侯一论,其立论超卓如此。”王慎中称“此文若断若续,变幻不羁,曲尽文家操纵之妙”(茅坤《宋大家苏文忠公文钞》卷十四引),都颇能道出此文特色。细读原文,我们会发现通篇不作一平庸句,不作一平铺直叙语,所以为后世学文者视为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