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然台记
作者:【宋】苏轼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夫所谓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1]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覆,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2]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全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3],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卢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4]。西望穆陵[5],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6],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7]。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方是时,余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 [8]。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注释:
[1]游:游心,涉想。[2]安丘、高密:皆密州属县。[3]马耳、常山:皆山名。马耳在山东诸城县南五里,常山在诸城县南二十里。[4]卢山:在诸城县南三十里,因卢敖而得名。苏轼《卢山五咏·卢敖洞》自注:“《图经》云:‘敖,秦博士,避难此山,遂得道。’”[5]穆陵:关名,故址在今山东临朐东南大岘山上。[6]师尚父:《史记·齐太公世家》谓太公望吕尚者,其先祖封于吕,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索隐》云:“姓姜名牙,后文王得之渭滨,云‘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号太公望。盖牙是字,尚是其名,后武王号为师尚父也。”武王克商后,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为开国之君。齐桓公:春秋齐国国君,五霸之一。《左传·僖公四年》记齐桓公伐楚,楚成王遣使者至齐军中质问:两国一北一南,风马牛不相及,何故竟兵临我楚地?管仲回答:“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所践履之界,指得行征伐之范围),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谓此“穆陵”疑即今湖北麻城县北一百里与河南光山县、新县接界之穆陵关,春秋时属楚,故管仲说齐先君太公实受命得专征伐,有权至楚国之境;或以今山东临朐县南一百里大岘山之穆陵关当之,恐不合《传》意云云。今按苏轼登超然台所望之穆陵关自在山东,而文章连及于“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当是因《左传》“南至于穆陵”的同名楚地而触发遐想。[7]潍水:《水经·潍水》“又北过高密县西”郦道元注:“昔韩信与楚将龙且夹潍水而阵于此,信夜令为万馀囊,盛沙以遏潍水,引军击且,伪退,且追北,信决水,水大至,且军半不得渡,遂斩龙且于是水。”不终:指韩信先以功封王,后贬淮阴侯,终被吕后所杀。[8]“余弟”三句:苏轼弟辙(字子由)于熙宁六年至九年任齐州(治所在今山东济南)掌书记。有《超然台赋》,《序》云:“老子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尝试以‘超然’命之,可乎?因为之赋。”
赏析:
超然台在宋密州(治所在今山东诸城)北城上。作者在新旧党争中自请外调,于神宗熙宁四年(1071)通判杭州,至七年移知密州。又明年(1075),修葺超然台。文章即写于此时。虽属景物记,然超然台上说超然,又不啻是作者自写胸襟之作。文章大旨乃是反映作者超然物外、无往而不乐的人生态度,但在某些句子的夹缝中,隐约能体味到蕴蓄在他内心深处的一丝苦闷,尽管它是被掩盖在一片超然之乐的下面。
文章起笔峥嵘,以“凡物”两字领起,陡然发挥了一通“凡物皆有可观”因而“皆有可乐”的议论。作者认为,不必定是奇异瑰丽的东西才能使人快乐,即便是食酒糟、饮薄酒也可以醉,吃瓜果菜蔬也可以饱。由此,他推论出“吾安往而不乐”的观点,表明了自己知足常乐、超然达观的思想认识。虽无一字涉及到台上,然而这段议论却正是点出了台名“超然”的题旨,起到了正面阐发超然则乐的道理的作用;并且“乐”字为全文定下了基调。
第二段便从“乐”字拓开,说明不超然则哀的道理。作者先从议论祸福与悲喜的关系入手,认为人们之所以要求福而避祸,是因为“福可喜而祸可悲”。然而却又有求福反而祸至的情况,这显然是违背人之常情的。作者指出,“求祸而辞福”这种反常情况的出现,其客观原因便是人的欲望无穷,而能满足人欲望的物质又有限,于是有些人为了满足其奢望,便总是在心里、眼前权衡、抉择,以至“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经常陷入烦恼之中。然后,作者又进一步指出,这种情况产生的主观原因,则是“物有以盖之矣”——外物蒙蔽住了他们的视野,亦即他们不能超然于物外(“游于物之外”),而被束缚在物质享受之中(“游于物之内”)。物本无大小贵贱之分,但人一旦被束缚在其中,便眼界狭小,如在缝隙中观战,不能洞察胜负的关键在何处了,于是自然就“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
上文一正一反互相补充,从理论上阐述了超然则乐、不超然则哀的论点,为下文超然情事叙述的展开作了铺垫,因此下面一段便顺势入事,转入记叙他的生活遭遇及其旷达情怀了。首先以对比手法,叙写作者离开了交通方便、居处华丽、山水优美的杭州,来到交通不便、居处简陋、而又无山水游乐的密州。继之描写密州的穷僻与自己的窘况。其穷僻则是天灾频仍,连年歉收,以至盗贼遍野,诉讼案件很多;其窘况则是,堂堂太守,竟至厨房空荡无物,唯靠枸杞、菊花之类野菜填饱肚子。这里自身窘况的描写,当不是作者夸大其词,他在《〈后杞菊赋〉序》中说:“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赋中又说:“吾方以杞为根,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正是此种生活的实录。正由于杭、密之条件差异悬殊,因此人们都怀疑他定会闷闷不乐,殊不料,作者住了一年,却因之而面容丰满,连白发也一天天返黑了。这又是反常之事了,此中必有秘诀。果有秘诀,且作者早已在开首言明了:超然则乐。乐则心宽体胖,表明了作者的确具有乐观旷达的胸怀,所以才不以境况之苦而自扰,反而爱上了所在地的风土人情,并且做出了不少于民有益的善政,如他所谦言“吏民亦安予之拙”。凡此种种,作为封建官吏,正是多数人难能做到的,由此更可见出他精神的可贵、可嘉。作者的可爱之处还在于,热爱生活,兴趣广泛,每到一地总是兴致盎然地登山临水,探奇访胜。故此接着便描写他在政事之暇,修葺旧台,与朋友登临观览尽兴快乐的情事。不过,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感情丰富的人,作者并不是无是无非、一味盲目乐观的,政治上的失意,不能不在他心上留下阴影,他自有其痛楚,因之不能过分相信他的随缘旷放。当他从台上四面眺望时,他不能自已地流露出了这种感情,只要细加咀嚼,就不难体味出来。他南望马耳山、常山,东望卢山,想象那里住有逃世的隐士;西望穆陵关,仰慕姜太公、齐桓公的显赫勋业;北瞰潍河,慨叹淮阴侯韩信当年建立大功而不得善终。这里,台周之景固属巧合,但他凭吊古人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感情,却带有一定的必然性。作者“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而不容于朝,被迫外任,因之时怀危惧,透露出仰慕隐士、欲全身远害的思想。然而,这段情绪仅如此一闪而过,下面转以轻松的笔触描写台的高大、安稳、深广、明亮,又叙写他“乐哉游乎”的逍遥自在。文章至此总归之一“乐”,可知作者尽管有隐痛,但善于自我解脱,能够保持喜乐如常的生活态度,从而使“乐”始终成为他生活中的主题歌。
最后一段交待了其弟苏辙(子由)为此台命名并作赋的事。文章到此方点明“超然”二字,具有画龙点睛之妙。且结句“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既照应开头,又与前文所说乐少悲多的人“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如应不应,有意无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见出两种人不同的思想境界,令人回味无穷。
同《凌虚台记》一样,作者按主题展开的需要,间错并用了议论、叙事及描写的手法,然两文彼此绝不雷同,稍加对照即可看出。全文由理入事,由事及景,再以理收煞,逐层推进,宕出兜回,其意都朝着中心凝聚的向心力——“超然”两字上:前面两段议论自正至反阐发“超然”之意,第三段叙事忽及四方形胜,忽入四时佳景,也总归在“超然”之中,即或则抒写其超然而乐的情怀,或则描写其超然而乐的情事。至此,“超然”之意只是隐伏在字里行间,始终不曾明言。末段点题,方呼应全文,而结句之中又见“超然”之意,照应开头,关合全文,堪谓极尽布局密合、收纵自如之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