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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旗 > 武侠修真 > 侠影美颜 > 第66章 【宋】邓牧《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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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 【宋】邓牧《吏道》

吏道

作者:【宋】邓牧

与人主共理天下者,吏而已[1]。内九卿、百执事,外刺史、县令,其次为佐,为史,为胥徒[2]。若是者,贵贱不同,均吏也。

古者君民间相安无事,固不得无吏,而为员不多。唐虞建官,厥可稽已[3],其去民近故也。择才且贤者,才且贤者又不屑为。是以上世之士高隐大山深谷,上之人求之,切切然恐不至也。故为吏者常出不得已,而天下阴受其赐。

后世以所以害民者牧民,而惧其乱,周防不得不至,禁制不得不详,然后小大之吏布于天下。取民愈广,害民愈深,才且贤者愈不肯至,天下愈不可为矣。今一吏,大者至食邑数万,小者虽无禄养,则亦并缘为食以代其耕,数十农夫力有不能奉者。使不肖游手往往入于其间,率虎狼牧羊豕,而望其蕃息,岂可得也?天下非甚愚,岂有厌治思乱、忧安乐危者哉?宜若可以常治安矣,乃至有乱与危,何也?夫夺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人之乱也,由夺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号为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夺之而使乱。二帝三王[4]平天下之道,若是然乎?天之生斯民也,为业不同,皆所以食力也。今之为民不能自食,以日夜窃人货殖,搂而取之,不亦盗贼之心乎?盗贼害民,随起随仆,不至甚焉者,有避忌故也。吏无避忌,白昼肆行,使天下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诛。岂上天不仁,崇淫长奸,使与虎豹蛇虺均为民害邪!

然则如之何?曰:得才且贤者用之。若犹未也,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不犹愈乎?

注释:

[1]人主:国君。理:治理。吏:大小官员的通称。[2]内九卿、百执事,外刺史、县令:内指朝廷,外指地方。九卿,古时中央政府的九个高级官职。周以少师、少傅、少保、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为九卿,历代颇有变化。宋以太常、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宗正、司农、太府为九卿。百执事,百官。刺史,州的长官。县令,县的长官。佐:帮助地方长官办事的官。史:官署中掌管文书的官。胥徒:在官衙内办理案牍和供使役的人。[3]唐虞建官,厥可稽已:《尚书·周官》:“唐虞稽古,建官维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又《尧典》,尧命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羲仲掌春,羲叔掌夏,和仲掌秋,和叔掌冬。又《舜典》,舜命禹为司空,弃为后稷,契为司徒,皋陶为士,垂为共工,益为虞,伯夷为秩宗,夔为典乐,龙为纳言。有《尚书》为证,故云“可稽”。[4]二帝:指尧舜。三王:指夏、商、周三代的开国君主。

赏析: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许多正直而有胆识的知识分子不能忍受黑暗的社会现实,却又找不到出路。因而,传说中的古代社会始终是一幅想象中的美好图画,是他们心中理想社会的模式。希望复古成为这些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颂古非今、借古讽今也就成为他们常用的斗争手段。邓牧的《君道》《吏道》等文章都运用了颂古非今的格局。

《吏道》讲任用官吏的道理。上半部分颂扬上古,下半部分批判后世,最后提出对策。颂扬上古,主要颂扬了君民之间、君吏之间、吏民之间的和谐关系。国君与人民之间的距离不大,正如韩非《五蠹》里所说的那样,尧的衣食住条件同守门者差不多,禹的辛苦同于奴仆,因而,君民之间相安无事。正因为君“去民近”,所以,用吏不多。君吏之间是君求吏,国君能够选贤任能,而“才且贤者又不屑为”,于是有许多名士高人隐居大山深谷。国君不是因此而震怒,而是求贤若渴,礼贤下士,诚挚、恳切地招贤授能,唯恐礼之不周,人之不至。“才且贤者”为官吏,往往是因为受到感动,不得已而出山的。这样,官吏的素质高,所以必能为民造福,“天下阴受其赐”,也必然会受到老百姓的爱戴。君吏、君民、吏民三组关系互相制约,互相影响。文章开头就说,吏是与人主共理天下的人,是国君的助手,是国君与人民之间的桥梁。国君选贤任能也就必然带来吏民关系的和谐,吏民关系的和谐又促进了君民关系的和谐,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在三组关系中,作者认为吏是十分重要的角色,而国君则是决定的因素。从行文上讲,褒扬上古也是下文贬抑后世的需要。

后世社会的混乱正是这三者关系恶化引起的。作者首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国君。由于国君采取了危害人民的办法来治理人民,害怕人民起来反抗,周密防范,严刑峻法,所以,“小大之吏布于天下”。这与上古“君民间相安无事”,吏“为员不多”大不相同。这是君民关系的恶化。这一关系的恶化带来了吏的素质下降,“取民愈广,害民愈深,才且贤者愈不肯至,天下愈不可为矣”。四个“愈”字一气而下,构成了一个因果关系的连环套。可想而知,国君又必然愈加周防和禁制。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而且每循环一周,必然引起矛盾的加剧。才且贤者不肯至,不肖游手之徒必然出入其间。这样又形成了“率虎狼牧羊豕”的局面。虎狼与羊豕的关系就成了后世吏民关系形象化的写照。这与上古“去民近”、“相安无事”、“天下阴受其赐”的和谐的君民、吏民关系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作者花很大的篇幅,揭露鞭笞官吏的暴行,严正指出,他们号为理民者,其实是天下动乱的根源。夺民之食,竭民之力,逼得老百姓走投无路,揭竿而起,真可谓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作者从朴素的民本主义思想出发,提出官民本应是平等的,只是社会分工不同,都应该自食其力。官吏不能自食其力,“以日夜窃人货殖,搂而取之”,这就与盗贼无异。盗贼尚有顾忌,官吏毫无顾忌,大白天也肆意妄为,横行霸道,“使天下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诛”,足见危害之烈。作者目光如炬,他从吏的白日肆行、为所欲为,看到吏的后台老板是国君,不禁喝问道:“岂上天不仁,崇淫长奸,使与虎豹蛇虺均为民害邪!”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充分表现了一个政论家的胆识与雄辩。君民、吏民关系的恶化,根子还在国君身上。君制造了与民的对立,使德才兼备的人不愿为吏;君纵容吏欺压人民,导致了吏民关系的恶化。君民、吏民关系,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他们之间矛盾的尖锐、激化,必然引起社会的动乱。作者虽然看到了这一层,也反映了人民愤怒的呼声,但他不可能运用正确的历史观来认识,也不可能提出好的对策。只是把希望寄托在“才且贤者”身上,希望回到上古去,提出“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这只能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不过,作者能如此尖锐地抨击暴吏,批判国君,也实在是难能可贵。

文章运用颂古非今、先古后今的格局,自然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增强了批判的力量。上古是那样地好,现今是这样地坏,“回到上古去”,也就成为合乎逻辑的推论,成为当时激动人心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