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乾隆时期，两淮盐运使（掌管运输的官员）朱子颖（即朱孝纯，字子颖，号思堂，又号海愚，人称“戟髯”，东海—今山东郯城人。清代官员、诗人、书画家。）讲了一个故事。
那时候，朱子颖还在担任山东的泰安知府。
话说有一天，有一个读书人来到泰山游玩，走到山中深处的时候，忽然听到山林的石壁中传出了有人说话的声音：“这是什么地方经书的香味？难道是有转世的人来了吗？”
读书人正惊疑间，就听得“轰隆隆”一声巨响，那石壁从中间裂开。
那石缝中出现了一座宫阙楼阁，全部都是紫贝美玉装饰，耸立在山顶。
不一会儿，有一位年老的儒者，头戴顶冠，腰系束带，从那楼阁中走下来迎接他。
读书人大吃一惊，忙问那老儒：“这里是什么地方？”
老儒回答说：“这是经香阁。”
读书人又问：“这经香阁是有什么深刻的含义吗？还是有什么悠久的历史？”
老儒微笑着答道：“这说来话就长了，请坐下听我慢慢讲来。”
读书人一边找了一块石头坐下来，一边说道：“愿闻其详！”
那老儒也坐了下来，侃侃而谈：“从前孔子孔圣人，删定经书，传教万年。各种经书的要义、包含在精微言辞之中的深刻哲理，一代一代的传授下来。
汉代的各位大儒，距离上古不远，因此他们的阐释注解，大体上还能够遵循先圣的本意；而且当时风俗淳朴，尚未流于凉薄，也没有培植党羽、争名夺利的习气，只是各自传承老师的学说，实实在在地追溯学问渊源。
流传到唐代的时候，这些上古流传下来的斯文风气，也没有什么改变。
到了北宋时期，摘取了其中的精华，刻为注文疏解一共是十三部，全都得到先圣的嘉许。
后来，大儒们担心新的学说日渐兴盛，儒家经典学说会逐渐失传，所以建造这座‘经香阁’来贮藏它们。
这阁楼的中间，陈列的是初刻本，都装在五色玉做成的盒子里，这是为了对先圣的遗教表示尊崇。
再附上历代官家刻印的本子，装在白玉做成的盒子里，这是为了彰显各朝各代帝王们倡导圣教的功德。这些书都放在阁楼的南面。
而这左右两边摆放的则是各家私人刻印的书本。他们的每一部书印出来，必定选出其中印刷精美的，以年代的先后为顺序，收藏在这个阁楼里。这些版本都装在青玉做成的盒子里，用以奖励那些钻研古籍辛勤的人。这些书都放在东西两面。
这阁楼里所有的经书，都用珊瑚做标签，用黄金做了锁和钥匙。
那东西两边厢房里，都是用沉香、檀木做的小桌子，用锦绣做的垫子。
各位大儒的神灵每年都要来视察一次。他们来了以后，就一起依次坐在这个阁楼里研讨一番。
那后面的三排房子里，则是唐代以前，诸位大儒阐述经书义理之类的书，逐套编列，分别收入一个库房。
除此以外，即使是着作与身高齐平，声望荣誉超出当代之上的人物，他们的着作也只是听任他自己收藏，哪怕是流落于民间，甚至散失于深山之中，也不得进入这座阁楼一步。这是先圣的意旨。
每到子时和午时，这些经书里的一字一句，都会发出浓浓的香味，所以这座楼阁就题名叫‘经香阁’。
这些经书，之所以会发出香气，那是因为一元旋转，二气交融。阴气起于正午时，而阳气生于夜半的子时，圣人的心与天地相通。
历代各位大儒阐发圣人的义理，精微深奥也与天地相通，所以也能与天地互相感应。
但是，经书的这种香气，必须是能传承这门学问的人才能闻到，其他人则不能。
世上的儒者对这十三部经书，有的夜以继日钻研仰望一辈子；有的深推曲解，吹毛求疵，百般抨击，也是各自因为他的性情学识的根底不同。”
读书人这才对这“经香阁”有了大体的了解，不过他还有一事不明，就问道：“为什么我刚到这里，你就问有其他什么地方的经书香味呢？而且你又怎么知道我是转世重生来的呢？”
那老儒笑道：“先生四世以前，做的是刻字工，曾经手刻过半部《周礼》，身上的馀香还在，所以，您一靠近，我知道您来了。”
说着，那老儒带着读书人走进了经香阁内，并引导着他四处参观楼阁厢房，还拿出茶点果品招待他。
临别之际，那老儒对读书人说道：“您要珍惜自爱啊，这个地方是不容易来的。”
读书人从经香阁里走出来后，回头一看，那宫阙楼阁都消失不见了，只有群峰直插云霄，树木幽深，不见人迹。
纪晓岚按：这件事荒唐怪诞，大概是推崇汉代经学的人编造出来的寓言。
汉代儒者，以解释古书字句为专门的学问，宋代儒者重在阐发经书的义理。
看起来似乎汉学粗疏而宋学精要，然而如果不明白古书字句的意思，又怎么能了解义理？
一概而论地诋毁、排斥汉学，视之如粪土，这就未免有点像，华美的大车已经造成了，却回过头去斥责早先没有辐条的车轮；又好比是刚刚渡过了迷津，立即焚毁了宝贵的筏子。于是，这就是攻击宋儒的，纷纷而起的缘故。
所以，我在编撰的《四库全书·诗部总叙》中说：“宋儒攻击汉儒，不是为了讨论讲解儒家的经书，而不过是刻意想要胜过汉儒罢了；后人攻击宋儒，也不是因为讨论讲解儒家的经书，也不过是为宋儒诋毁汉儒感到不平罢了。”
韦苏州（即韦应物，字义博，世称“韦苏州”等，京兆杜陵—今陕西省西安市人。唐朝官员、诗人。）有一首诗说：
“水性自云静，
石中亦无声；
如何两相激，
雷转空山惊。”
他所要表达的也就是这个意思了。
平心而论，《周易》从王弼开始改变旧的说法，是宋代儒学的萌芽，所以宋儒没有攻击他。
《孝经》的词义很明显，宋儒所争论的，也不过是今文、古文的字句的差异，并不关乎其中主要的意旨，因此都可以暂且搁置，不予议论。
至于《尚书》、《三礼》、《三传》、《毛诗》、《尔雅》各种注疏，都是根据古义而来，断然不是宋儒们所能做到的。
而对于《论语》、《孟子》，宋代儒者投入了一生的精力，字斟句酌，尽心尽力地去钻探，所取得的成就也断然不是汉代儒者所能赶得上的。
一般说来，汉儒看重老师的传授，学问都有来源；宋儒却崇尚本心的感悟，探索研究才容易深入。
汉儒有时过于执着于旧文，过于相信老师的传承；宋儒有时单凭主观臆断，往往敢于改造经文、创立新的概念。
其实这双方的优劣得失，差不多是半斤八两。
只是汉儒的学问，如果不读书不参考古义，就一句话也说不到点子上；而宋儒的学问，则人人都可以高谈阔论。
这中间就好比是兰草与艾蒿同生，确实有不能不尽人意的地方，这就是宋学遭受讥笑指责的缘故。
由此看来，前面这种虚构的故事，也不是无缘无故而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