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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旗 > 武侠修真 > 侠影美颜 > 第19章 毛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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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序

作者:【汉】毛亨

《关雎》[1],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2],用之邦国焉[3]。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4],二曰赋[5],三曰比[6],四曰兴[7],五曰雅[8],六曰颂[9]。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10],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11],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12],诗之至也。

然则《关雎》《麟趾》[13]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14]。《鹊巢》《驺虞》[15]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16],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17],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注释:

[1]关雎:《诗·国风·周南》首篇篇名,所以后来说是“风之始也”。旧说《关雎》诗写后妃事,指的是周文王妃太姒。[2]用之乡人焉:据《仪礼·乡饮酒礼》,乡大夫行乡饮酒礼时,以《关雎》合乐。《正义》解释为“令乡大夫以之教其民也”。[3]用之邦国焉:据《仪礼·燕礼》,诸侯行燕礼燕饮其臣子及宾客时,歌乡乐《关雎》。《正义》解释,为“令天下诸侯以之教其臣也”。[4]风:总括其意,当有风化、风俗和讽刺三义。[5]赋: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师》(下同)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但后人大都认为只是“直书其事”、“体物写意”的表现手法。[6]比:郑玄解为“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后人大都认为是明比的手法。[7]兴:郑玄解为“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后人大都认为兴有即物起兴,用作发端,或有意,或无意;有意者用意较为隐晦。[8]雅:郑玄解为“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近人梁启超《释四诗名义》解作夏声,即中原正声云。[9]颂:郑玄解为“颂今之德,广以美之”。清阮元《释颂》认为是舞诗,近人王国维《说周颂》考其乐曲速度较为舒缓。[10]谲谏:隐约曲折地劝谏而不直率以言。[11]“是以一国之事”六句:据《正义》,一人之本和言天下之事者,都是指作诗之人。一人者,用一人之心,来表一国之心;又总天下之心,由一人以达之。[12]四始:《正义》引郑玄答张逸云:“风也,小雅也,大雅也,颂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则为兴,废之则为衰。”又引《郑笺》:“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其后异说颇多,不具列。[13]《麟趾》:即《麟之趾》,《诗·国风·周南》中最后的诗篇。[14]南,言化自北而南也:《毛传》:“谓其化从岐周被江、汉之域也。”[15]《鹊巢》《驺虞》:《鹊巢》是《诗·国风·召南》中的首篇。《驺虞》是《诗·国风·召南》中最后的诗篇。[16]《周南》《召南》: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说:“周、召分陕,以今陕州之陕原(今河南陕县)为断,周公主陕东,召公主陕西。乃诗不系以陕东陕西而各系以南者,南盖商世诸侯之国名也。”宋程大昌《考古编》认为南是乐歌。近人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南》又考定南为一种乐器,孳乳为曲调之名。[17]哀窈窕:哀即“爱”。郑玄训“衷”,殊欠妥。扬雄解“善心为窈,善容为窕”。

赏析:

《诗经》作为一部古代的诗歌总集流传到汉代,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各种不同派别的学问。齐(辕固生所传)、鲁(申公所传)、韩(韩婴所传)三家诗都立于学官,成为官学,三者全属今文学派。毛诗后起,属古文学派,其学直到汉末,还不曾被官家承认而只通过私学在社会上流传,但不意却能独步于后世。齐、鲁两家,各以地名称学,可见系当时的地方学派;韩、毛两家,各以姓氏称学,可见均系一家之言的学说。但这四家诗学,都同属汉代的学风,其解《诗》虽大相径庭,可是在推断方法上出手却如出一辙。班固《汉书·艺文志》论三家说诗,“咸非其本义”,于毛诗,则称其“自谓子夏所传”。“自谓”两字,微意可窥。班固所谈,不同一般经生之拘迂,确有其独特之识见在。

毛诗的传授源流相传为:孔子删诗授卜商(即子夏),商为之序,后来递相授受到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亨作《故训传》,授赵国毛苌。时人称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故称《毛诗》。汉末郑玄为之作笺,唐孔颖达等又因郑笺作《正义》。到清代,马瑞辰着《毛诗传笺通释》三十二卷,除纠孔之失外,颇多创见。陈奂着《诗毛氏传疏》三十卷,又舍郑用毛,发挥义蕴颇多。惟郑虽不尽遵毛,实亦别有所得,王国维《玉谿生年谱会笺序》曾论及之。可见各家都各有短长,不可执一而取,务宜择善而从才是。以上诸书,当是研究汉代《诗经》学的最重要的参考书。

据魏源的《齐、鲁、韩、毛异同论》说,三家诗都有序而亡佚,惟《毛诗序》独存。这里所录的为列于《国风》首篇《关雎》题下的一篇序言。旧日选文,自萧统《文选》始,都是这样选录的,可是其中也有大小序的论断之别。如《文选·毛诗序》《十三经注疏诗序》等,以“《关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国焉”,名《关雎序》,称“大序”,以下称“小序”,这原本于汉人相承之说。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则恰好与之相反,而以“诗者,志之所之也”至“是谓四始,诗之至也”,谓之“大序”;其各序一诗之由者,谓之“小序”,后来宋人大都相承此说。唐成僎《毛诗指说》又以各诗序文第一句称为“小序”,以后文字都属“大序”。孔颖达《毛诗正义》又以《关雎》前列诸文皆为“大序”。今既选此节全文,自当以孔氏为准,无暇与其他异说辩难。

序中所说的“《关雎》,后妃之德也”,“《关雎》《麟趾》之化”等等,自然是汉人穿凿附会上去的东西,与作诗的本意无涉。譬如同一首《关雎》,毛诗以为美诗,三家诗又以为刺诗,《韩诗外传》卷五又以为美诗,与《内传》不同。忽美忽刺,漫无定准。当然,在人世间原不乏丑恶的现象和美好的憧憬,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的诗自不免有美有刺,但如果把所有的诗都说成是非美即刺,就未免将文学的表现看得过于政治化和简单化了。这种立论自然是不足为训的,不过,正如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中所说:“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第489页)比如,后世许多深文周纳的文字狱,甚至旧红学中的索隐派,似乎都与这套说诗的方法有牵连。这也就是我们务必要对这种错误的说法加以深究的原因。

此序之论除有此弊之外,可取之说有三:

首先是对诗的认识问题。闻一多在《歌与诗》一文中,曾考出“志”有“记忆”“记录”“怀抱”三个意义,以证“志”即是“诗”。这是就语源来立说的。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字义的变化,汉代所说的“志”,已是诗人的“情志”了。一方面,在心为“志”,因“情”动于中而发言为诗,言之不足固可嗟叹永歌、手舞足蹈,以取其“发乎情”之真;但另一方面,却也不是任情之所之的,必须有所节制而能“止乎礼义”,这就是要达到诗之善。

其次是对诗所反映的内容偏重于社会性和政治性方面。即认为从诗可以观政知世,用诗可以教民化俗。这个观点在序中是极为明确地阐明了的。

第三是论诗的艺术功用,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里从诗的思想作用谈到了艺术特性,这也就触及了美的问题。至于说到《诗》的六义,这里虽然只解释了“风”“雅”“颂”三义,可也涉及到体和用的问题。“主文而谲谏”云云,就很突出地指出了刺上之“风”的艺术特色。

《诗序》的作者问题,历来是聚讼纷纭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五论《诗序二卷》,参考诸说,“定序首二句,为毛苌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词,为毛苌以下弟子所附”,态度比较谨慎。后崔述《读风偶识·通论诗序》,始根据《后汉书·儒林传》之意,坐实为卫宏所着。然其绪说实本诸前人,纵手笔出自卫宏,也是裒辑之功为多。如“言志”之说,本之《尚书·尧典》;“声成文”诸语,本之《礼记·乐记》;“六义”之说,本之《周礼·春官·大师》。或小易其字句,或删节以成文。崔述称美它“章法井然,首尾完密”云云,其实全然未必。文中脉络不贯,卯榫不接之处,初按即知,即使汉前之文,也没有这么紊乱的。如次段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三段言“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言与歌,声与音,彼此间接榫就欠妥。又如四段言诗之六义,只释其三,致使后人于赋、比、兴之说,遂多异词。再如四段言风,却未说雅,忽又言及变风、变雅,随即又释及变风而不及变雅,接着再释雅,而变雅仍告阙如。还有如末段“然则《关雎》《麟趾》之化”云云,像是《二南》的总批,而措语亦失伦次。“南,言化自北而南也”,宜置于“王化之基”以后,始有总结之意。“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云云,亦似《关雎》之总批或小序,其用当与首段同,撮合一处,反而会更合适。

由此可见,这当是采摭众说而弥纶未安之作,不着作者之名,或即此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