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之言
作者:【唐】罗隐
物之所以有韬晦者,防乎盗也[1]。故人亦然。
夫盗亦人也,冠履焉,衣服焉;其所以异者,退逊之心、正廉之节,不常其性耳[2]。视玉帛而取之者,则曰牵于寒饿;视家国而取之者,则曰救彼涂炭[3]。牵我寒饿者,无得而言矣;救彼涂炭者,则宜以百姓心为心。而西刘则曰:“居宜如是[4]!”楚籍则曰:“可取而代[5]!”意彼未必无退逊之心、正廉之节,盖以视其靡曼、骄崇,然后生其谋耳[6]。
为英雄者犹若是,况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为人所窥者,鲜矣[7]。
注释:
[1]物:这里指生物、动物。盗:指加害于身的外敌。[2]不常其性:不能始终保持这种品性。常性,即上文“退逊之心、正廉之节”。[3]涂炭:污泥和炭火,喻困苦境地,犹言水深火热。《尚书·仲虺之诰》:“有夏昏德,民坠涂炭。”[4]西刘:秦亡,楚汉相争,汉在西,故称刘邦为“西刘”。居宜如是:概括《史记·高祖本纪》中刘邦艳羡秦帝豪华生活所说的“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的话。[5]楚籍:项羽,名籍,后自立为西楚霸王,故称楚籍。《史记·项羽本纪》载:秦始皇出游会稽时,项羽和他的季父项梁看到秦始皇时说:“彼可取而代也。”[6]靡曼:奢侈、华美,指宫殿服饰。骄崇:骄贵尊崇,指地位作风。[7]逸游:舒适游乐的物质条件。窥:窥伺,犹言暗算。
赏析:
本文选自罗隐的《谗书》。《谗书》是罗隐抒写杂感的小品文集,编成于唐懿宗咸通八年(867)正月。其自序云:“有可以谗者则谗之,亦多言之一派也。而今而后,有诮予以谗自矜者,则对曰:‘不能学扬子云寂寞以诳人。’”鲁迅曾说:“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这篇《英雄之言》,推衍《庄子·胠箧》“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论点,进一步指出以救民为号召的英雄们,其真正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而已。
文中所谓“英雄”,实则是指那些窃取高位、夺得重权者。他们口中之“言”,多为救民于水火、救国于倾危的冠冕堂皇的高调宏论;而他们心中所思,却是追求高楼大厦的住处和锦衣玉食的生活。“英雄”们以其言掩其心,以其言惑于众,以其言逞其欲。作者褫其华衮,裸其本质,使人认识滔滔英雄者,皆如是也。
作者写“英雄”言与心的不一、表与里的相违,先从物的“韬晦”写起。动物韬光晦迹(收敛光芒,隐藏踪迹),是本能。这种本能是出于防范外敌,保存自身。揭示了这一普遍规律后,以“故人亦然”一语即切入本题。人的韬晦,也是“防乎盗”。而“盗亦人”,盗只是人性的异化,“退逊之心、正廉之节,不常其性耳”,不能始终保持谦退、正直、廉洁的本性,那就成了“盗”。盗玉帛的,说是被饥寒驱迫;盗国家的,却说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受饥寒之迫,不必苛责;说救民于水火,按理应以百姓之心为心。可是那些以救世主自居的英雄内心究竟如何呢?当年刘邦到咸阳见到秦帝豪华生活和壮丽宫殿,不胜羡慕地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和他的季父项梁在会稽见到秦始皇时说:“彼可取而代也。”作者认为他们都是见到帝王靡曼、骄崇的生活,泯没了“退逊之心、正廉之节”,已丧失了“以百姓心为心”的良知。他们高喊“救彼涂炭”,实为欺世诳众。
文章结束部分,由“英雄”推及“常人”,点出人多向往“峻宇”“逸游”,只是人们往往以“英雄之言”掩盖其不雅、不洁、不仁的内心罢了。
一般地说,罗隐的小品文放胆抨击唐末藩镇、官宦、朋党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权利之争,揭露嗜权鸩欲者的伪善,在当时社会环境中,确实是光彩烨烨,锋芒锐利,对后世也不失其鉴戒意义。当然,罗隐毕竟是封建社会的进步文士,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受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英雄之言》中既有揭露“窃国”的“英雄”伪诈的一面,又有儒家“性善”说的腐见。他认为那些盗,是“退逊之心、正廉之节,不常其性”;那些“英雄”,也是“意彼未必无退逊之心、正廉之节”;人的本性应该是有着“退逊之心、正廉之节”的。这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我们决不能以此苛求古人,从而贬损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