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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旗 > 武侠修真 > 侠影美颜 > 第79章 王绩《醉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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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乡记

作者:【唐】王绩

醉之乡,去中国不知其几千里也。其土旷然无涯,无丘陵阪险;其气和平一揆,无晦明寒暑;其俗大同,无邑居聚落;其人甚精,无爱憎喜怒,吸风饮露,不食五谷;其寝于于,其行徐徐,与鸟兽鱼鳖杂处,不知有舟车器械之用。

昔者黄帝氏[1]尝获游其都,归而杳然丧其天下,以为结绳之政[2]已薄矣。降及尧舜,作为千钟百壶[3]之献,因姑射神人[4]以假道,盖至其边鄙,终身太平。禹汤立法,礼繁乐杂,数十代与醉乡隔。其臣羲和[5],弃甲子[6]而逃,冀臻其乡,失路而道夭,故天下遂不宁。至乎末孙桀纣,怒而升糟丘[7],阶级千仞,南向而望,卒不见醉乡。武王得志于世,乃命公旦[8]立酒人氏[9]之职,典司五齐[10],拓土七千里,仅与醉乡达焉,故四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厉,迄乎秦汉,中国丧乱,遂与醉乡绝。而臣下之爱道者,往往窃至焉。阮嗣宗、陶渊明等十数人并游于醉乡,没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国以为酒仙云。

嗟乎,醉乡氏之俗,岂古华胥氏之国[11]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予得游焉,故为之记。

注释:

[1]黄帝氏:传说中中原各族的祖先,姓公孙,号轩辕氏、有熊氏,又居姬水,故改姓姬。[2]结绳之政:上古未产生文字时,用绳打结的方法记事治政。《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3]千钟百壶:钟、壶皆指酒器。[4]姑射神人:姑射是传说中的仙山名。《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5]羲和:传说中掌天地四时的官吏。[6]甲子:岁月的代称,这里指羲和所掌管的职事。[7]糟丘:酿酒后剩下的糟堆积成的小丘。《新序·节士》:“桀为酒池,足以运舟,糟丘足以望七里。”[8]公旦:周公姬旦,周文王子,辅助武王灭纣建周。[9]酒人氏:掌管造酒的官。[10]五齐:古代按酒的清浊分为五等,称作“五齐”:泛齐、醴齐、盎齐、缇齐、沈齐。[11]华胥氏之国:寓言中的国名。《列子·黄帝》:“(黄帝)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华胥氏之国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齐国(离中国)几千万里。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后用为梦境的代称。

赏析:

封建文人在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现实时,往往借虚幻的境界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东晋陶渊明构造过与世隔绝的桃花源,王绩则虚构了“无爱憎喜怒”的醉乡。

王绩曾在隋朝为官,年轻时,也有立功封侯的壮怀;入唐后,对新王朝不满,不久就弃官归隐。他仿效陶渊明、阮籍、刘伶诸人,纵情饮酒,蔑视礼法,以这种方式宣泄心中的块垒,企求精神的解脱。他把醉乡看作理想境界,就含有以醉态与现实抗争的意思。《新唐书·王绩传》言王绩“着《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刘伶的《酒德颂》直接颂扬酒德,对陈说礼法的“贵介公子、缙绅处士”表示了极度的蔑视;王绩的《醉乡记》则宣扬醉乡功德,以嗜酒来麻醉自己,表露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

文中对醉乡的状写受到《老子》《庄子》中有关内容及陶渊明《桃花源记》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有如同桃花源一样平旷开阔的自然环境,有如同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仙一般的居民,也有类似老子赞美的“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的生活习俗。作者把这些特征汇聚于笔下,创造出一个无是非纷争、无矛盾差异的境界,人归返于自然之中,呈现出与自然同样质朴率真的风尚。但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其记述重点完全在理想国自身,以桃花源没有压迫欺榨、人人平等的社会特征及其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显示出与现实的区别,表明对现实的否定;而本文虽然也创造了一个与世不同的境界,但作者对其描写却比较简单粗略,更多的篇幅则用于叙述古代各朝君王与醉乡的关系之上,其中有以不同方式与醉乡交往的黄帝、尧、舜和周武王,也有与醉乡隔绝的禹、汤、桀、纣以及幽、厉、秦、汉各代。这样,醉乡就不仅是理想的象征,也成为衡量评判现实社会的标准。显而易见,作者肯定的是与醉乡有交往的君王,而否定与醉乡隔绝的君王。他以这样的褒贬方式,进一步揭示了醉乡所象征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内涵,而同时,也流露出他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他没有让历史上有贤君之称的禹、汤与醉乡发生联系,原因是“禹汤立法,礼繁乐杂”,这表明他把醉乡与封建礼法相对立,反映了他反对封建礼法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他的褒贬又基本符合儒家的传统标准。他肯定了周武王的政绩,赞美周武王统治的社会“四十年刑措不用”,说明他并非笼统地一概反对封建礼法,因为西周恰恰是孔子最推崇的朝代,复辟周礼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历代封建统治者也把西周视作礼法制度最完美的典范。他更渴求的不是取消封建礼法,而是祈求一个合其心意的贤君。他的不满产生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当他以一种特殊形式表示与现实的对抗时,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背离儒道的基本原则。他写到在与醉乡隔断的朝代,总有爱道者私至醉乡,而自己也得以游历醉乡。显然,他是把阮籍、陶渊明引为同调,同时也暗示自己所处的正是不能与醉乡相通的朝代。他以醉乡对抗封建礼法,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把能与醉乡相通者称为“爱道者”,以与丧乱的时代相对立,说明他终究还是把封建之道作为立身准则,并非真是醉乡之人。

这篇文章以醉名乡,所举的人和事都与酒有关联,如夏桀与糟丘,黄帝立酒人氏之职,阮籍、陶渊明的酣饮等。这些都有史可查,巧用于文中,自然而富有趣味,足见构思的精妙。在用字上,也很见作者的苦心,如写与醉乡的关系,禹汤用“隔”,桀、纣用“不见”,幽、厉等则用“绝”,用字的差异表明作者对他们的贬抑程度的不同,他对后两者的态度显然比对禹汤更为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