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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旗 > 武侠修真 > 侠影美颜 > 第11章 【宋】王安石《书《刺客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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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宋】王安石《书《刺客传》后》

书《刺客传》后

作者:【宋】王安石

曹沫[1]将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时可也。予独怪智伯国士豫让[2],岂顾不用其策耶?让诚国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晋,救智伯之亡,一死区区,尚足校[3]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聂政[4]售于严仲子,荆轲[5]豢于燕太子丹。此两人者,污隐困约[6]之时,自贵其身,不妄愿知,亦曰有待焉。彼挟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注释:

[1]曹沫:鲁国人,以勇力事鲁庄公。齐师伐鲁,曹沫为将,三战三败,鲁献遂邑以求和。鲁与齐盟于柯,曹沫执匕首劫持齐桓公,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桓公欲背其约,管仲曰:“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与之!”于是桓公乃割鲁侵地,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复于鲁。见《史记·刺客列传》。[2]豫让:晋国人,初事范氏及中行氏,无所知名,去而事智伯,甚见尊宠。后智伯为赵襄子所灭,豫让谋刺襄子不果,为襄子所获,释之。豫让漆身为癞,吞炭为哑,毁其形状,不可复识,又欲刺杀襄子,复为襄子所获。豫让要求砍击襄子外衣以报智伯,襄子许之,以衣与让,让拔剑三跃而击之,遂伏剑自杀。见《史记·刺客列传》。[3]校:较量、抗衡。[4]聂政:韩国人,杀人避仇,至齐以屠为事。韩卿严仲子与韩相侠累有仇恨,到处寻求可以为他报仇的人。闻聂政勇敢,厚礼下交,奉黄金百镒为政母寿,政以母在不许。母死,政独行仗剑至韩刺杀侠累,并击杀其左右数十人,最后自剖面抉目屠肠而死。见《史记·刺客列传》。[5]荆轲:齐国人,徙于卫,卫人谓之庆卿;后至燕,燕人谓之荆卿。燕太子丹厚遇之,尊之为上卿,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欲令其劫持秦王嬴政,悉反诸侯侵地,如不可,因而刺杀之。轲请樊於期首,怀匕首及燕督亢地图献秦王,图穷而匕首见,刺秦王,不中,为嬴政所杀。见《史记·刺客列传》。[6]污隐困约:社会地位低下,生活贫困。污,下也。《荀子·非相》:“不免埤污佣俗。”隐,贫穷。《荀子·宥坐》:“奚居之隐也?”约,穷困。《论语·里仁》:“不可以久处约。”

赏析:

《书〈刺客传〉后》这篇短文,只有一百二十四字,但议论风发,恣肆跌宕,充分表达了王安石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胆识和鞭辟入里的笔力。

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最后有几句话说:“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但是王安石却不敢苟同,提出了疑义,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这就不能不使读者为之耳目一新了。

除了专诸,王安石逐个评论了其他四人。(盖专诸刺吴王僚与聂政刺韩相侠累之得手,其事大同小异,故略而不论。)先评论曹沫。文章单刀直入,首先指出曹沫是“亡人之城”的败军之将。他劫持天下盟主齐桓公之所以得逞,这是由于管仲认为“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因而使齐桓公答应归还侵占鲁国的土地。这当然离不开当时的具体条件,也就是说,只能得逞于此时此地,“一时”则可,时时则不可。后来燕太子丹、荆轲又想用这一手,结果荆轲反被嬴政所杀,就足以充分说明这一点。秦王嬴政绝非齐桓公之伦,即使劫持嬴政成功,虎狼之秦,也绝不会遵守什么诺言的。文章对曹沫之为将,先予以否定,而对劫持齐桓公之得手,则着重阐明劫持之所以成功的具体条件,不在于肯定劫持这一手段。其意在贬而不在褒,是很明显的。

对于豫让,先劈头提出质疑,起得突兀,更加发人深思。在司马迁充满感情色彩的叙述中,豫让是一位“士为知己者死”的典型人物。但是王安石却别具慧眼,独怪这位“国士”怎么反而不运用他的策略呢?“让诚国士也”,这是欲抑先扬之笔,紧接着折笔回锋,直斥豫让并不能预先为之出谋画策,救智伯之亡,最终只献出了自己无足轻重的生命,这还能够得上和人家较量、对抗吗?这一透辟的分析,就使“国士”这个称号显得黯淡无光了。“独怪”的“怪”,自然怪得有理有据。重抑之后,又继之以轻扬:“其亦不欺其意(《史记》作“不欺其志”)者也”,真是一波三折,极为劲峭。

对于聂政、荆轲则合而论之,与前者笔法迥然不同,显得摇曳多姿。聂政刺杀韩相侠累成功,荆轲刺杀秦王嬴政失败,这是不同点;但聂政为严仲子所收买,而荆轲为燕太子丹所豢养,却有相同之处。这“售”、“豢”二字,既是相提并论的黏合点,也是着重贬抑的主要依据。重贬之后,又继之以轻扬,接着指出这两人都处在社会地位低下贫困之时,他们能够“自贵其身,不妄愿知,亦曰有待焉”。一张一弛之间,笔势由严峻又趋于缓和了。可是,一个“待”字,却在曲波回澜中又激起了更为陡峭的浪头。王安石最后终于堂而皇之地举出“道德”的大纛,这就使司马迁所谓的“名垂后世,岂妄也哉”的结论从根本上摇摇欲坠了。那些怀着道德以待为世所用的人,比那些蓄有阴谋以待为人所用的人怎么样呢?鲜明的对比,真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了。文章紧扣住“待”字,以高屋建瓴之势,囊括了全文,赫然展示了主旨。妙在以反问句让读者自己去作结论,显得理直气壮而不武断,使人不能不为之首肯。如此结尾,真可以称之为笔有扛鼎之力。

王安石是文学家,更是政治家,他具有深刻犀利的分析能力和非同一般的见解。他不赞成以谋杀手段解决政治问题,认为真正的“国士”应该是有道德、有经邦济世才略的人。这一认识,至今依然闪耀着理智的火花。王安石对战国时代养士之风,也是持否定态度的(见《读孟尝君传》),这与他写这篇短文的思想基础是完全一致的。